孟子旁通_南怀瑾【完结】(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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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要解决了这个问题,再来从两方面看这一段对话,讨论他的内涵。第一,是司马迁的记载。第二,是历史的证验。

  司马迁对梁惠王和孟子的观点

  司马迁写《孟子列传》,是把孟子与荀卿的列传合写成篇的。关于孟子传记部分,他也是以孟子见梁惠王这一段思想作重心来述说的。如说:

  孟轲,绉(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

  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刚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

  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

  用孙子(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

  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

  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根据史记列传的记载,关于孟子的生平,只有短短一百三十七字。有关孟子千秋事业的思想方面,已有他自己七篇的本书,用不着司马迁再来述说。他在本传里,只提出他政治思想的要点,是主张传统文化的王道精神,即不愿讲当时侵略吞并的不义之战,也不愿只讲霸术。所以和梁惠王当然也谈不拢,这是王道与霸业、圣贤与英雄分野的必然结果。

  但是他又把孟子与梁惠王这一段主要的对话,比较详细地埋伏在魏世家中有关梁惠王的一段记述里,他说:

  惠王数被于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驺衍、淳于髡、孟柯皆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以羞先君宗庙社稷,寡人甚丑之。

  叟,不远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将何以利吾国?

  孟轲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则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则庶人欲利。上下争利,国则危矣。为人君,仁义而已矣,何以利为!

  由于司马迁写《史记》,处理资料的手法太高明了,如果不再三仔细地读完全部《史记》,细心留意揣摩,往往把许多历史哲学的重点被他的手法瞒过,也被自己粗心大意读书所误,而不知道司马迁的微言重点所在了。

  他写孟子传记,只是述说孟子之所谓孟子的正面,等于照相的正面全身大照。但是对孟子的侧影或背后的记录,司马迁也不免有些惋惜之意的微辞。可是他把它插进魏世家当中去隐藏起来,要读者自己慢慢去寻找、去体会。

  他说梁惠王自从兵败国破,迁都到大梁以后,心情也真够恶劣万分。但是他还想力图振兴,还肯“卑礼”——很有礼貌地,“厚币”——用很高的费用,邀请招待各国的名贤当顾问。例如驺衍、淳于髡,孟子都因此而被邀请到大梁来了。梁惠王也很坦率地告诉他们自己的心境非常恶劣,处境也很尴尬(如记载所说:

  “我(寡人)真不行!这多年来打了三次败仗,我的儿子(太子申)被齐国俘虏了,我的得力上将也战死了。弄得国家非常空虚,实在羞对祖宗和国人,我对目前的局势觉得太惭愧了。”

  他又对孟子说:“老先生,你不辞干里的辛劳来到敝国,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不知你将如何为我国谋利?”

  孟子说:“惠王,你不可以这样过于注重利益。你做领导人的这么重视利益,那些高级臣僚的卿大夫们,也就只顾自己的利益。等而下之,所有国民,就都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样子上下争利,你的国家就太危险了。做一个领导人,只要提倡仁义的基本精神就好,何必讲究什么利呢?”

  如果依照司马迁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读了以后,不免拍案叫好,好极了!可爱可敬的孟夫子,讲的道理是真对。但是梁惠王这个时候,好像是百病丛生,垂死挣扎的危急。你这包颠扑不破、千古真理的仁义药剂,他实在无法吃下去,而且也缓不救急,你叫梁惠王怎么能听得进去,接受得下呢?

  可是司马迁写到这里,谁是谁非,他却不下定论——实在也很难下定论。因为千古的是非,本来就不容易有真正的结论。所以他不写了,但是,他在《孟子列;传》里,却写了一句“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多情。”就这样的轻轻带过去了。这是多么有趣、多么耐人寻味的手法!

  义利之辨

  把上面一些正反的史料讲过了,现在我们再来研讨《孟子》本节的重点。首先要了解,孟夫于生当战国时期,而且也远游过各国,难道他真的是那么迂阔不懂现势吗?难道他对驺衍,甚至如当时风尚游说之士们纵横捭阖的作风,一点都不会吗?

  我们的答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的。他对那些只图个人进身之阶的作法,和博取本身功名富贵的办法,完全懂得。他之所以不肯那样作,实在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而且可以加重语气地说:是不屑于那样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抱着古圣先贤的淑世之道,尤其拳拳服膺孔子的仁道主义,完全从济世救人的宗旨出发。他希望在那个只讲霸术、争权夺利的时代中,找出一个真肯实行王道仁政,以济世为目的的领导人物,促使他齐家、治国而平天下。

  所以他针对梁惠王的问题,当头一棒,便先提出政治哲学上义利之辨的中心思想。他也明知道梁惠王不一定能接受,但是他还是存着梁惠王也许能接受的希望。此所谓“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乃圣人之用心也。再说,无论是谋国谋身,“仁义之道”的确是真正大利。只是人们都只贪图眼前的急功近利,而不顾及长远的巨利。所以都变成心知其为然,而行有所不能也,如此而已。

  其次要研究的是,根据司马迁的《史记》等史料的记载,当时孟子是先到齐国而后才到魏(梁)国的。《孟子》这部书,不问它是孟子自己写的,还是他门下弟子们记录了他的话而编成的,为什么发生在后的事情,却偏放在最前面呢?因为孟子的思想学说中,义利之辨是最重要的要点之一。

  孟子与梁惠王各言其利,在梁惠王的一面来说,根据前面所说的魏国的历史背景,所处的地理形势,西有强秦,东有刚打败了他的齐国,南有强大的楚国,北接的韩、赵,虽然同是自晋分出,独立的同源邦国,但亦各有怀抱。在客观形势中,又恰逢弱肉强食的时代,他自然希望自己的邦国强大起来,甚至于最好成就霸业。假使你我是当时的梁惠王,大概也同样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一见到孟子时,不谈仁义,开口就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句话,又怎能指责他是错的?这实在是人情之常。”

  这也是我们读书要注意的地方。读任何书,先要绝对的客观,然后再设身处地地,作主观的研究分析。譬如对于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问孟子对于魏国有什么有利的贡献,经过前面一番较为客观的分析,就不会主观地认为他完全不对了。可惜以前大多数的读书人,多半不作这样绝对客观的分析,乃至于把自己一生都在误解仁义中埋没了。

  孟子答复梁惠王说,你梁惠王何必谈利呢?你只要行仁义就好了。这是中国文化千古以来,尤其是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辨的最大关键。而在后世的读书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联想到“对我生财”的钱财之利这一方面去了;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说,也很可能误认为只是经济财政之利。至于义,则多半认为和现实相对的教条。因此便把仁义之“利”错解了,而且把仁义的道理,也变成狭义的仁义观念了。如此一来,立身处世之间,要如何去利就义,就实在很难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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