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_南怀瑾【完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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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

  董仲舒认为,在那个时代,各国诸侯之间的霸业,都不培养道德的政治基础,因此政治道德衰落,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谁也不相信谁,彼此不敢轻易亲近,所谓“德不足以亲近”。对于文化的建立,更是漠不关心,只顾现实,而无高远的见地。国与国之间,没有像周朝初期那样远道来归的国际道德关系,所以说:“文不足以来远”。因此只有用战争来侵略别人。但是他们每次在侵略的战争上,却加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说自己要侵略别人,而是找些借口来发动战争,这就是“断之以战伐为之者”。这便是孔子著《春秋》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孔子著《春秋》最痛心疾首的中心重点,“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义也。”他说,春秋时代几百年的战争,都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也有人说,春秋无义战。

  但《春秋》这部书并不是非战论,它特别强调中国文化的战争哲学是为正义而战,所谓“恶诈击而善偏战,耻伐丧而荣复仇。”例如在春秋二百多年之间,大小战争不计其数,只有两次是为复国复仇的战争,那是无可厚非,不能说是不对的。所以他说:

  今(指春秋时代)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战伐侵攻不可胜数,而复

  仇者有二焉。

  关于历史文化的破坏,政治道德的没落,则更严重。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几乎都被那些有霸权的上层领导分子破坏完了。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

  以孔子的论断,都是根源于文化思想的衰落,人们眼光的短视,重视现实而忽略了文化发展中的因果。所以孔子在《易经·坤卦》的文言中便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后来的董仲舒,发挥了孔子的思想,便说:“细恶不绝之所致也。”所谓细恶,便是指社会人士缺乏远大的眼光,对于平常的小小坏事,马虎一点由他去,久而久之,便造成一个时代的大紊乱了。

  我们现在不是讲《春秋》,而是介绍孟子所处的时代背景,追溯它的远因,顺便提到《春秋》。继春秋时代吞并侵略的紊乱变局,又延续了两三百年,便是我们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期。紊乱的情形,比春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强国的诸侯重现实,社会的风气更重现实,苦只苦了一般的老百姓。

  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孟子始终为人伦正义,为传统文化的道德政治,奔走呼号,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丝毫转变。所以,他所继承孔子的传统精神,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文化思想一样,也成为由古到今,甚至将来的颠扑不破的真理。为什么他会有这样远大的影响?这正是我们研究探讨的主题之一。

  司马迁编撰手法中的孟子

  在前面,非常简单地提到战国时期的时代环境。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司马迁写《史记》的编导手法,在他的笔下如何描写孟老夫子,这是非常有趣的事。

  本来写传记,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应该分开来,单独地写。但是司马迁往往会把一两个人的列传合起来写,或者连带几个人写成一堆。难道他是为了节省稿纸,节省笔墨吗?不是的,他是把历史上同一类型的人和事,或者类同之中又完全相反的人和事,配合起来写成一篇。我们读了,可以作一强烈的对比,在互相矛盾、相反相成中找出道理,可以自求启发,从历史经验的镜子中,反映出立身处世的准则。

  因此,司马迁写孟子,是拿和孟子有相同类型的荀子写作一篇,叫做《孟子荀卿列传》。在这一篇里,他又举了很多与孟子、荀卿类型相反的人物,相互辉映。

  看来他好像偷懒省事或者是认为那些人不足以另作一篇传记似的。其实不然,一个文人笔下的传记文章,如果有意乱扯,加上文字渲染的话,小题大作,大可洋洋洒洒,各自构成专篇。可是司马迁的风格,是有他的哲学的、学术的中心思想,他绝不愿意乱来。

  所以,他在这篇文章中带出了战国当时一大堆的有名诸子,并非是漫不经心地随意而为,实在是有他聪明绝顶、度金针而不落言诠的妙用。我们读《史记》,几乎和《春秋》三传一样,任何一字一句,绝不可以轻易放过。甚至《史记》中任何一个表,都不是随便绘制的。

  他写孟子、荀子,同时又连带写出与孟子相同时代中的风云人物,如商君(鞅)、吴起、孙子、田忌。又说“齐有三驺子”,当然极力描写三驺子中的另一位谈天文、说地理、讲五行之学,大受当时人们所重视、尊敬,不像对孟子那样的冷落、凄凉的——驺衍。

  从驺衍以次,又说:“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予、田骄、驺爽之徒。”到此先告一段落。当然,也包含了同一时代性的人物关系。

  再以后便写荀子(卿),由荀卿而连带说到庄子、墨子、公孙龙、剧子、李俚、尸子、长庐、吁子等等。不过加上一句“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书,故不论其传云。”我们要注意他这句“不论其传”一词的涵义,很有深度,也颇有味道。

  最后,又孤零零地吊上一小节关于墨子的事,这是对墨子时代还待考证的附带说明。如说:“盖墨子,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我们读《史记》,随处可以看到司马先生这些巧妙、幽默,有高度启发性,与睿智存疑等等的编导手法。所以说好好地仔细读它,可以启发慧思。

  我们读《孟子》一书,开宗明义的第一章《梁惠王》——孟子见梁惠王,一开始,便可以看到孟子当时一种受尽冷漠歧视的味道。同样地,司马迁写孟子,首先也引用了这一段,然后才说到孟子的籍贯、出身、学历,说明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至于说孟子并非子思的学生,则是另一考据的问题。司马迁很可能弄错了)。《史记》上的这篇也和《伯夷列传》差不多,没有太多的叙述就完了。只说孟子阐述孔子的学说思想,作了七篇书,就是我们手里拿到的这本《孟子》。

  古今中外,许多被后世认为是多么伟大,能影响干秋万世的人物,在当时,大多数都是那么凄凉寂寞的。就因为他在生前不重视短见的唯利是图,对自己个人,对国家天下事,都是以如此的人品风格来为人处世的。像孟老夫子那样的人,如果当时稍微将就一点,自己降格以求,迁就一点现实,那便不同了。

  更妙的是,司马先生举出驺衍来,与孟子当时的处境作一强烈的对比。

  驺衍和孟子的强烈对比

  在孟子见齐宣王、梁惠王,陈述那些理论思想的时候,是如何地受到冷落,我们慢慢且看《孟子》的本文,便可知道。可是与孟老夫子同时代的驺衍他们,比起孟子所受的待遇,便大大不同了。

  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其说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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