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_南怀瑾【完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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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秦的这一着,是骂得相当厉害的,他所指的“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这些话的评语,也正和前几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情形完全一样。其实呢?苏秦他自己不也正是“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吗?由此看来,天下的是非,大多数只能暂时保留一时一地,很难永远成为“公是公非”。

  然后,他再引经据典地,说出《周书》的理论。在当时可以说没有出版事业,书籍都是刻在竹片上,非常稀少而珍贵。苏秦引经据典,暗示了他自己很有学问,读过一般人不易读到的书,一方面表示他的计划是有根据的,最后说出他六国纵亲的计划,礼貌地请梁襄王作决定。

  那么,孟子形容为“望之不似人君”的这位梁襄王,听了苏秦这番话以后怎样呢?自己责备自己不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高明的意见,立即签约,全力支持到底。

  不过,后来苏秦死了,张仪也来见梁襄王,提倡连横之说,又是另外一套理论,反过来驳倒苏秦的说法。这两篇文章,如果办报纸、杂志,正是社论体结构上的好蓝本。

  我们读书,是为了引古以证今,也可由今而鉴古。单看这一篇《战国策》中的文章,记载苏秦说魏国梁襄王的故事,当时情形,是不是完全一样,不得而知。但后代的记载,大部分是不会太离谱的。看了这篇文章,就知道当时是很热闹的了。

  由这篇文章,可以了解魏国在梁惠王、梁襄王那个时代,也就是孟子到魏国的那一段时期,魏国所处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它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的国内情形。了解这些以后,我们可以用现代的立场,去体会一下梁惠王、梁襄王在战国那个时代中,如果采用孟子所提出来行仁政的王道精神,是不是行得通?

  当然,孟子对梁惠王所建议的,只是政治哲学上的最高原则,并不像苏秦、孙子等兵法家、谋略家那样,提出立即可以付诸实施的,如“合纵”、“连横”一类的具体办法。不过话得说回来,假定梁惠王或其他国君,接受了孟子这项政治哲学的最高原则,像鲁国接受了孔子的意见,并给予权位一样,那么孟子有了权位以后,自然会提出具体的办法。因此,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书呆子”这顶帽子往孟子头上戴。

  孟子的机锋转语

  尽管孟子说(魏)梁襄王“望之不似人君”,但是照这段《孟子》记述的文字来讲,其中含有中国传统文化上政治哲学两个大道理,必须特别留意,不可只为了一句“不似人君”的评语,就轻轻地盖过去,认为孟子对梁襄王的问题,并没有用心去答复。其实他说梁襄王“不似人君”是一回事,他以诚恳的教化对人,又是一回事。

  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梁襄王提出的“天下恶乎定”,这个定天下的问题。他问的是如何“定”天下,并不是说如何“安”天下。就中文的含义来讲,这一个“定”字与“安”字,用在这里,就大有分别了。如照曾子所著《大学》一书的观念来讲,“定而后能安”,也是有它程序上不同之差别。

  我们只要了解了前面梁惠王所说,他自己国家的处境,和他个人心理上的烦闷,便可知道梁襄王父子当时在战国互相吞并局势上的困难和不安。再看一看《战国策》上所记载苏秦说梁襄王的一段,对于魏国当时情势上的分析,便可知道梁襄王问孟子的“天下恶乎定”的问话,并没有错。错只错在他问孟子这个问题时的诚心和态度而已。

  我们大家都很欣赏《三国演义》上所描写刘备三顾茅庐问计于诸葛亮的一幕,此景此情,也正是梁襄王当时的写照。只是刘玄德冒着寒风大雪,三顾诸葛先生的茅庐之中,他所表现的诚恳和谦卑,首先便具备了一副“君人之度”、“有容德乃大”的卓越风范,不得不使那高卧隆中的诸葛孔明,为了感遇知己,而为他破格出仕了。

  梁襄王所问的如何能定天下,这正是周秦以后千余年来,生当乱世,每一个具有武力,具有野心者的初心动机,也就是所谓霸业思想的原动力。天下一定,便可化家为国,“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巨。”家天下的威权,便从此建立。刘邦做了皇帝以后问他的父亲,我挣的财产比哥哥多吧?李世民要起义,他的父亲李渊对他说,希望你这一举,便能“化家为国”。这些观念,也都是由一个“定天下”的观念而来。

  孟子深深知道这种心理的错误,所以他不从如何“定天下”的霸业思想上去答复梁襄王的问题。他要从王道的思想上去诱导梁襄王行仁政开始。所以从表面看来,便大有牛头不对马嘴,所问非所答的味道,自然就不能投当时人主们的喜好了。由于古文写作,重在浓缩简化,对此要点语焉不详。因此我们在此加以申论,才能把孟子弘扬传统王道学术思想的精神,更明显地表达出来。

  第二个问题,便是孟子所提出天下“定于一”的重心。孟子只是说天下定于一,并没有说只靠一人来定,或者说定在哪一个“一”上。这句话看来真是相当含糊,因此也难怪梁襄王为之茫然,于是颠倒了它的逻辑,跟着便问:“孰能一之?”哪一个人才能一定呢?因此,孟子只好将错就错,他知道这位“望之不似人君”的梁襄王很难懂得这个高深的政治哲学,于是把它向当时时代病,极其需要的一剂消炎药上去引导,希望他施行仁政,所以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其实,天下真正好杀人的并不多。不敢杀人,与不好杀人的人很多。难道那些不好杀人的便都能统一天下吗?这个道理,上面已经约略讲过,不必重复讨论。

  如果要认真讲来,古文写作的文法和逻辑,实在是很认真的。只是古今文法运用不同,就显出它的逻辑也有点矛盾。尤其古代由于印刷不发达,所以古文尽量要求文句简练,一个字往往代表了一个观念,含意又深又多,于是后世就难得读懂了。

  例如宋代欧阳修奉命修《唐史》的时候,有一天,他和那些助理的翰林学士们,出外散步,看到一匹马在狂奔,踩死路上一条狗。欧阳修想试一试他们写史稿作文章的手法,于是请大家以眼前的事,写出一个提要——大标题。有一个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有一个说:“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说,照这样作文写一部历史,恐怕要写一万本也写不完。他们就问欧阳修,那么你准备怎么写?欧阳修说:“逸马杀犬于道”六个字就清楚了。这便是古今文字不同的一例,再看第一个人的文句,就好像明代一般文字的句法。第二人的,好像宋代的句法。其实,时代愈向后来,思想愈繁复,文字的运用也就愈多了。

  定于一

  如孟子这一段中,一句“定于一”的答词,非常有趣,而且内涵深远,是对中国政治哲学的至高原则而言,既不是指一个人,或一件事,更不是说某一种方法,当然也不是光指仁或义。因为仁和义,也只是政治行为之一,是实施一种政治思想的高度道德行为而已。所以“不嗜杀人”,也是针对当时好作乱好杀伐的政治风气,一种高度道德性的政治行为。在战国当时,或任何一个混乱的时代中,这是值得天下归心的作为。如果以现代民主思想的眼光来看,那是不必说的当然道理。除非好杀成性的暴力主义者,或是今天国际政治上闹笑话的非洲阿明,那就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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