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旁通_南怀瑾【完结】(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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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们要讨论的“声、色、货、利”四事,我国历史文化上,几千年来,都认为是要不得的坏事。直至国民革命成功,推翻清朝以前,大家还是看不起工商业,尤其是看不起商人。过去习惯上所谓的士、农、工、商,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这都是中国文化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致使工商业不发达,科学不进步,而形成中国文化呆滞的一面。

  《货殖列传》的一斑

  中国文化真是如此呆滞丑陋的吗?我们不必归罪于什么理学家、道学家或哪一家上去,只是由于少数读书人,把观念搞错了,把大家的观念带到歧路上去。中国文化的本身,并非如此。历史上,汉代的司马迁曾经就“货利”的问题,正式提出来谈经济思想。当时别人都不大注重经济问题,只有他特别注意,而在《史记》中写了《货殖列传》,成为中国经济学上的第一篇传记,也是中国讨论经济哲学思想的好著作。另外,《平准书》也是财政学上的重要资料。

  司马迁看法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家看不起货利的时候,他却认为货利非常重要。他提出来的第一位经济专家是姜太公,第二位是范蠡,第三位是孔子的天才学生子贡。接下来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择要摘录下他这篇文章,来作个研究。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娩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吵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夫山西饶材、竹、谷、纟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木丹)、梓、姜、桂、金、锡、连、丹砂、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进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匾少。”财匾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大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湾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会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

  故曰:“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文中所述范蠡、子夏等人致富之道,从略。)

  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若致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顷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

  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谓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方,张里击钟。此皆诚壹之所致。

  由是观之,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辕,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岂所谓“素封”者邪?非也?

  《史记》作者司马迁及其父司马谈,都是比较偏爱黄老道家的学术思想,尤其是推崇老子的思想。他写的《货殖列传》,首先就引用老子的话,描写社会到了富强康乐,民主自由的极点,才能真正进入大同的理想境界,也才能达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法乎自然的境界。老子前面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比邻的国家,国界相接,或隔一条路,或隔一条小溪,彼此都可以一望而见,连鸡鸣狗吠的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而各国的老百姓,都能够吃得好,营养足;穿得好,没有穿打补钉的衣眼;社会风气安定,没有不良分子的骚扰;对自己的事业、职业,都很满意,各人安守本分。生活在这样安定快乐的社会中,人人都很满足,终此一生,都不会去羡慕别人,更不会为了生存,而离乡背井去外地谋生。

  本来老子的说法,在我看来,和儒家大同思想的说法并没有两样,不过老子是对理想境界描写,儒家的《礼运篇》则是原则的叙述。二者都是根源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如果一定要以表面的文字,把他们硬分为两派,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曾经听一位青年人说,现在日子过得好,有了钱,退了休,就该环游世界一番,“到老死不相往来”,不出国门,活着有什么意思。出国走走,这是一种很时髦的观念,而且也可增广见闻,但对于老子这句话的反驳,则似有断章取义之嫌。先从近处说起,就在台湾的山区或农林中,还是有一些人,不但没有到过台北,甚至连他居处的县治所在地也没有去过,一生没有离开家乡一步,但因生活过得安定快乐,临终之时,心中了无遗憾。而现代许多曾经环游过世界的人,在他临终之际,或对后代子孙,或对国家社会,或对他自己的一些事情,还是很不放心,带着满腔的无奈而去。

  也还有人说,至美国、或到欧洲,去求学深造,或发展事业又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至老死不相往来”?这也是忘记了这句话前面的“至治之极”,以及接下去的描写。我们要反过来问一句,假如我们今天成为世界上经济力量最雄厚,教育文化水准最高,科技最发达,军事力量最强大,社会也最安定的国家,那么你还会想到外国去求深造,求发展吗?再进一步说,全世界,全人类,每个社会都达到了这个水准,那么又有谁不愿安安稳稳在自己家乡努力,反而到处奔波劳苦,替别人洗碟子、擦地板呢?现代的澳洲人,位于南半球,一般人过着太平日子,就很少往外国跑了。不过,在现代也有一种反面的“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那是南北韩之间的三十八度线;东西德的围墙;我们与大陆之间的一衣带水。由此可见,想要达到“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是不容易的,除非全世界、全人类,都富强康乐了,才能达到这个美好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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