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文化图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前门后门，当然随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义上回归和出发的地点。
与此相反，很多国家却在文化意义上形象地论证着自己进入新世纪的资格，为此它们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国馆就真诚地表白，他们国家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法国人乐于想象、勇于实验，实验成果却让别人收获了，自己老是静不下心来，而现在，连实验室也处于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这种坦率反而证明，它找到了自己准备探索的地点，也因此吸引了国际的目光。
自省为了创造，自嘲也是为了创造。在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各国都以异样的真诚争先恐后地向世人许诺，自己将在新世纪投入革新创造，相比之下，中国馆的差距是整体上的。展览做成这样有点偶然，而这种偶然背后却隐伏着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必然。
问题不止是文化却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国内的文化人到这样的地方来看看，作些比较，然后明白，这些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互斥、越来越无聊的津津乐道，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跳荡联想
一到德国东部小城迈森，心里有点生气。他们居然自称，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须知我来自中国，出生于著名的越窑故地。
为此，我特意要到他们的瓷厂看看。一看真生气了，那里居然人山人海，挤满了世界各国来客，而所标瓷器的价格，简直把我们吓了一跳。世界的瓷都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产生了一点惊慌的回忆，那就是我看到了迈森瓷器的标记：两把交错的弯剑。这个标记我非常眼熟，几乎联结着生命的起点，稍稍一想就记起来了，那正是我小时候家里一座瓷锺的标记，我出生的时间就是由这座瓷锺来记录的。这就是说，迈森瓷器不仅早早地传入了中国，而且转弯抹角地渗透到了越窑故地。那是不是也太嚣张了一点因为他们的展览一开头就明确写出，他们的瓷器制作，两百年前来自中国。接下去的展览更是用实物表明，那时代中国数千年的瓷器工艺早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而他们则只能学造可笑的仿制品，至多也是依葫芦画瓢。
历史态度非常坦诚。
再看下去，我渐渐变得恭敬起来。当他们终于学到了中国瓷器工艺的诀窍，立即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不管科技工艺多发达，他们尽量坚持瓷器的手工成分，尤其是那些高层产品，由工艺师笔笔手绘。但他们这样做又没有陷入保守，而是主张不断创新，与现代生活密切相联。我小时候见到的瓷锺，就是一个例子。
果然，一位正在手绘的工艺师放下笔对我们表示欢迎，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瓷器艺术。我们问他迈森的特殊经验，他笑了笑说，迈森的标记是两把交错的弯剑，其实迈森真正的两把剑是：严守名牌专利，坚持年年创新。一静一动，大静大动，便是迈森剑术。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中国的工艺文明，何以在近代失足科隆大教堂一二四八年动工，一八八O年建成，前后造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造下来，风格居然完全统一。哥特式建筑的挺展、俏丽、轻盈，到这里变成了拔地的冷峰、触天的石林，黑压压地堆垒出一种固执而雄伟的民族精神。这种无言的秘语，不废弃、不忘却、不走样，经久如一，真不容易。
他们也有屠夫狂汉，但总的说来，绝大多数民众敢于保护杰出，保护高度，而不会赞成代代自毁、年年自损。结果，连这么高的尖顶，也逃过了战火和妒火。
联想到了中国。
科隆教堂开始建造的时候，中国还在南宋，元好问刚刚写完“醒复醉，醉还醒”不久;而造好之时，李鸿章已经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已经有自来水和电报了。
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元、明、清三朝，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地面上的象样建筑，能保存多少天际的尖顶，能维持多久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已经做成模型陈列在广场上，用世界各种文字说明。
正对教堂大门的，是中文。
人家当然不是要故意劝喻我们什么，但我们中国人看了，或许会有所自省。
连鬓胡子的西门子先生死于一八九二年，但早在二十年前，他已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电报机。那年月中国的灾祸接连不断，全由那个键盘艰难地敲出，嘀嘀哒哒如泣如诉。
今天来到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总部，看着他的塑像，很想告诉他，在他死后四十多年，公司派驻中国南京的一位代表，利用国际身份，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拉贝，据说与纳粹有过一点瓜葛，晚境寂寞;但古城南京可以证明，万千亡灵可以证明，他是好人。
现在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几乎无人知道他。但正是他，曾让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首都在遭受大难时，把西门子公司看作是和平和人道的化身。我想不起世间还有哪家企业，取得过这种身份。
如有可能，请在西门子的历史上，加上他的大名。
教皇的卫士
这曾经是世间特别贫困的地方。
贫困带来战乱。但荒凉的中部山区有一位隐士早就留下遗言：“只须卫护本身自由，不可远去干预别人。”
话是对的，却做不到。太穷了，本身的一切都无以卫护，干预别人更没有可能。但是，别人互相干预的时候来雇佣我们，却很难拒绝。
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公认是瑞士兵。瑞士并没有参战，但在第一线血洒疆场的却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触目惊心的是，杀害他们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受雇于对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唯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忍，因为赌注总有赢的可能，但他们却永远赢不到什么，即便打胜了，赢的是外国主子，还有作为中介商的本国官僚，自己至多暂时留下了一条性命。
这样的战争，连一点爱国主义的欺骗都没有，连一点道义愤怒的伪装都不要，一切只是因为雇佣，却不知道雇佣者的姓名和主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动这次战争。为了一句话为了一口气为了一座城堡为了一个女人都有可能。
这是一场千里之外陌生人的对弈，却把两群瑞士人当作了棋子。
说起来这样的战争真是纯粹，只可怜那些棋子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室的活人。刀剑剌向同胞，杀喊和惨叫中裹卷的是同一种语言，与双方主子的语言都不相同。可能，侧耳一听那喊声有点熟悉，定睛一看是久未谋面的亲戚，但刀剑已下，喊声已停，只来得及躲避那最后的眼神———这种情景，应该经常都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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