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_余秋雨【完结】(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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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是如此,别的也是如此。超大规模的高浓度聚集,一般总是弊多利少,不宜轻试。

  五

  卢浮宫已经如此让人无奈,其实它只是塞纳-马恩省河畔的一个建筑而已,跨出门来,面对的是更大规模的聚会。任何人的精力都非常有限,该如何消受即便聚会到这种程度,也还有缺失,而且是重要缺失。

  那就是,热闹的巴黎,不容易找到十八世纪。

  凡尔赛宫竣工于一六八九年,路易十四把王宫迁到凡尔赛宫后,卢浮宫的建造工程也随即停止,也就是说,这两个宫苑都属于十七世纪。后来拿破仑下令扩建卢浮宫,则是十九世纪的事了。

  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都建于十九世纪。协和广场倒是与十八世纪有关,但它的定型在十九世纪,尤其是作为广场主要标志的埃及方尖碑,是一八三一年从卢克索搬来的。

  巴黎圣母院早在十四世纪就造成了,后来有过两次大整修,一次是十七世纪,一次是十九世纪,都避过了十八世纪。

  于是,我们走在失去了十八世纪的巴黎。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法国的最高荣誉理应属于十八世纪。

  十八世纪像是滔滔激流,十七世纪是它的左岸,十九世纪是它的右岸。左岸上,路易十四穷奢极侈,大兴土木,都留下来了;右岸上,经十八世纪的冲击而巍然成型的土地上站立起一个拿破仑,也留下了种种遗迹。结果,难于寻找的恰恰是激流本身。轰鸣声早已远去,河床上一片空寂。

  这个找不到的激流,就是启蒙运动。

  路易十四一死,原先积聚在zhuanzhi王权下沉默的理性力量开始释放。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鲁索相继发言,法国的注意力渐渐向他们集中,欧洲的注意力渐渐向法国集中。终于,等来了一七八九年八月的那个《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与康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相比,法国哲学家缺少体系化的严谨,甚至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他们更直接地面对社会现实,更切身地投入历史过程,更有效地呼唤广大民众,于是随之而来也就承担更大的名声,遭受更多的麻烦,经历更险的风浪。他们以人类的进步为信仰,以科学理性为武器,切切实实地开拓社会正义和自由宽容的空间,反对特权、蒙昧、迷信,真可谓振聋发聩,深入人心。

  他们不是由理性而走向抽象思辩,而是走向全社会的思维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制订。就学术文化而言,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他们首先选择了道义责任。正因为如此,法国的学术文化有一种令人陶醉的体温。

  体温无形无质,却复苏了一个时代;体温无法在塞纳-马恩省河边留下建筑、大道、碑石,却改变了在那里流连的所有法国人的笑容、眼光和步态。

  这也可以说,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没有凝聚,也无法凝聚。

  我们这次旅行,就是为了寻找景物背后这种没有凝聚成实体的精神。这也是我以前在国内旅行时的目标,整整十五年,边走边伸手探摸,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触摸到了远处传来的体温,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在灰烬堆中摸到了历史远处的余温。

  这里所说的『远处”,很可能是指时间,也可能是指空间。从空间“远处”传到中国来的体温,几乎有一半来自法国,来自巴黎。

  既然巴黎的体温已经迢迢万里通达中国,它又怎么在乎在塞纳-马恩省坝畔冰冷的石头建筑群中缺少造型但我们中国旅人心里明白,最重要的恰恰是缺席者。

  正也是:大象无形,大音希声。

  悬念落地

  咖啡馆在一条热闹大街的岔路口,有一个玻璃门棚。玻璃门棚中的座位最抢手,因为在那里抬头可见蓝天高楼,低头可见热闹街景,一杯咖啡在手,更能领略目光收纵间的浓洌和安逸。

  里屋人头济济,浓香阵阵,多数人独个儿边看报纸边喝咖啡,少数人在交谈,声音放得很轻。因此,坐了那么多人,不觉得闹心。

  进门左首有一个弯转的小楼梯,可上二楼。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在二楼,因此走楼梯。楼梯沿壁贴着一些画,看了便心中嘀咕,贴了多久了?他们有没有看过?上楼,见一间不大的咖啡室,二三十平方米吧,已坐着八位客人。问侍者,弄清了他们常坐的座位,居然正好空着,便惊喜坐下,接过单子点咖啡。咖啡很快上来,移杯近鼻,满意一笑,然后举目四顾,静静打量。

  窗外树叶阳光,从未改变,室内沙发几桌,也是原样。突然后悔,刚纔点咖啡时忘了先问侍者,他们常点哪一种,然后跟着点,与他们同享一种香味。

  我说的他们,是萨特和波娃。

  那么这家咖啡馆,也就是德弗罗朗咖啡馆(CafeDeFlore)了。一切萨特研究者都知道,巴黎市民都知道。

  今天,我来索解一个悬念。

  早就知道萨特、波娃常在这家咖啡馆活动。原以为是约一些朋友聚会和讨论,后来知道,他们也在这里写作,不少名著就是在咖啡馆写出来的。

  既然是萨特写作的地方,咖啡馆里一定有一个比较安静的单间吧但是法国朋友说,没有,就是一般的咖啡座。

  这就让我奇怪了。一般的咖啡座人来人往,很不安静,能写作吗?萨特很早成名,多少人认识他,坐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能不打招呼吗打了招呼能不一起坐坐、聊聊吗总之,名人、名街、名店撞在一起,能出得来名著吗?另外,一个连带的问题是,即使咖啡馆里可以不受干扰,总比不上家里吧?家里有更多的空间和图书数据,不是更便于思考和写作吗?像萨特这样的一代学者、作家,居住环境优裕舒适,为什么每天都要挤到一张小小的咖啡桌上来呢?这么多问号的终点,就是这个座位。在法国,这样一家出了名的店铺就基本不会再去改建、重装了,总是努力保持原样,保持它昔日的气氛,这为我寻找答案带来了便利。

  这时,其它几个伙伴也赶到了,他们带来了摄像设备,准备好好地拍摄一下这个“萨特工作室”。导演刘璐、节目主持人温迪雅也来了,决定请温迪雅对我做一个采访性的谈话节目,这儿成了采访现场。

  拍摄谈话节目需要有两台摄像机,当然也就要有两名摄像师,又要有人布光、录音,算起来一共要挤上来七八个人。本来房间就小,已经坐了八位客人,再加七八位,自然气氛大变。这倒罢了,问题是,这七八个伙伴要找电源插头、拉电线、打强光灯、移桌子、推镜头、下命令、做手势……简直是乱成一团,当然,还要温迪雅在镜头前介绍这个现场,还有我关于萨特的谈话。

  我想,今天这个房间算是彻底被我们糟蹋了。最抱歉的是那八位先我们而来的客人,他们无异突然遭灾,只能换地方了。临时找不到一个懂法语的人向他们说明情况,我只能在座位上用目光向他们致歉,但是,让我吃惊的情景出现了———居然,他们没有一个在注意我们,连眼角也没有扫一下。空间那么狭小,距离那么接近,但对他们而言,我们好像是隐身人,对我们而言,他们倒成了隐身人,两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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