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他一言不发。他已明白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如果陷身于欧洲大国间的争逐，胜无利，败遭灾，唯一的选择是和平中立。
他的妻子一直住在巴黎，处境尴尬，却向人痴痴地回忆着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
那年她十一岁，一个被分配来住宿的士兵敲开了她家的门，父亲嫌他粗手笨脚就把他打发走了。“这个士兵，就是后来娶了我的瑞典国王。”她说。
这种政治传奇得以成立，一半得力于浪漫的法国，一半得力于老实的北欧，两者的组合改变了一个地方的历史。这样的传奇放到中国，大概在春秋战国时代纔有可能。
五
斯德哥尔摩其实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岛。岛与岛之间造了很多桥，这些桥没有坡度，形同平路，让旅人不知岛之为岛。只是行走街头耳边突然有水声轰鸣，伸头一看脚下水流奔腾，海涛滚滚。
王宫、议会、老街、大教堂全挤在一个岛上。老街壁高路窄、门多店小，点点滴滴都是百年富庶的记号。
王宫任人参观，凛冽寒风中年轻卫士的制服显得有点单薄;议会大厦底楼正在开会，隔着一层玻璃任何路人都能旁观。
蚌听得一群青年高喊口号向议会示威，因不懂瑞典语连忙问身旁一对老夫妻。老太太摇着火(又鸟)般的脖子连声抱怨：『谁知道呢，都圣诞了，还这么吵吵闹闹”
六
欧洲许多城市都患有一种隐疾：它们现在隆重推出一个个已经去世的文化名人，仔细一查，当年它们对这些文化名人非常冷漠，十分不公。
对此，斯德哥尔摩可以心地敞亮地莞尔一笑。
它对自己最重要的作家斯特林堡，很够情义。
至少有三个方面，使这座城市对斯特林堡的尊重显得难能可贵：
一、斯德哥尔摩市民并不熟悉斯特林堡的主要创作成就。他的戏剧作品，不管是早期的自然主义心理写实，还是后来的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斯德哥尔摩市民都不容易接受;二、他们知道他是一位散文大师，但他的散文曾猛烈批判斯德哥尔摩市民身上保留的种种陈规陋习，而且连续不断;三、他与斯德哥尔摩不辞而别，浪迹天涯，晚年纔回来。
———就凭这三点，斯德哥尔摩有充分的理由给他冷脸。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他生日那天，市民们居然举着无数火炬，聚集在他寓所前面向他致敬，还募集了大笔资金供他使用。
他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金，但人们说，他获得了“另类诺贝尔”。
七
离开瑞典之前，突然想起几个北欧国家对自己的评价，很有意思。
刚到丹麦，就听当地人说：“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我们北欧人与其它欧洲人不同，比较拘谨，不善言词”;到了挪威，又听他们说：“我们挪威人比不上丹麦人开朗健谈，有点沈闷”;到了瑞典，听到的居然是：“我们瑞典人不如挪威人热情，孤傲得可恨”;……
这是怎么啦，北欧各国好像都在作一种奇怪的互相对比、自我谴责，看谁更冷、更酷、更漠然无情。
其实据我看，北欧人不是没有热情，而是缺少那种快速点燃又快速转移的灵敏。他们感应较慢，选择较迟，不喜宣讲，很少激愤，但一旦选定却不再改变，把种种弯曲拉成了一条直线。选择和平中立，制订福利政策，设立诺贝尔奖，即使有再大的麻烦也一意孤行。
说自己冷的人不可能真冷，因为真冷无感于冷。
两难的实验
斯德哥尔摩并不繁荣，也不萧条。它的建筑偏向于陈旧，却又拿不出罗马、巴黎那种把世界各国旅行者都能镇住的著名古迹。街道没有英雄气概，充满了安适情调，却又安适得相当严肃，这在欧洲其它城市不容易看到。其它城市一安适就不会长久严肃，而严肃又总蕴藏着某种英雄气概。
斯德哥尔摩的这种气氛，呈现了瑞典人的政治选择和经济选择，而现在，主要是经济选择。
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不能代表欧洲，但它用有效的实践体现了一条思路，不妨多看几眼。
瑞典在历史上也是战火不断、忽强忽弱，但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它获得了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大块时间。那年代世界上戎马倥偬、喊杀阵阵，各种陈旧的文明和新兴的文明都为荣誉、国土和横财而耗尽元气，只有瑞典记住过去的教训，一门心思发展工业，并进行了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等到一百年过去，二十世纪初出现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经是一个十分富裕的工业化强国。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瑞典由于严守中立而幸免于难，这就使它进一步避开了世界上其它许多强国避不开的严重损耗，富裕发达的程度已是世界领先。
瑞典更引人注意的不是富裕发达，而是在这个基础上推行了比较彻底的社会福利政策。开始是为了在世界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救济失业工人，扶持农村经济，解决劳资纠纷，便以政府的力量扩展公共工程，管制对外贸易，广泛发行公债，提高税收幅度，增加人民福利。这些政策居然全部奏效，不仅躲开了普遍萧条的阴影，而且奇迹般地促进了经济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空前安定，于是全国上下、各派政党都首肯了这个社会经济模式。
顺着这条道路，瑞典渐渐建立起了一个被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的人生全程福利保障系统。既实现了古往今来很多社会改革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又没有付出社会动荡和极权zhuanzhi的惨重代价。这不仅把邻近的东欧、苏联比得十分狼狈，而且也超越了自由资本主义，于是引起世界瞩目。北欧的邻国如丹麦、挪威则竞相仿效，一时蔚成气候。
但是，问题终究冒出来了。
就像一个家庭，家长认真治家，家产平均分配，人人无须担懮，看似敦睦祥和，令人羡慕，却滋长了内在的惰性，减损了对外的活力，可谓合家安康而家道不振。
大凡平均主义常常掩盖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公平，例如一九七O年到一九七一年瑞典国营企业里的高薪阶层曾为抗议政府的平均主义政策而举行了长达六星期的罢工。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高、竞争能力降低、大批资金外流则以一种无声的方式在天天发生。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的实际费用是一个难以控制的无底洞，直接导致了赤字增大和通货膨胀。最后连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经济奖委员会主席阿·林德贝克先生都叹息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带来的是低效率。
除此之外，与现代高新科技脱节的传统工业，本是瑞典的世纪性骄傲，却转眼成了它的世纪性包袱。传统工业的生产费用越来越高，国营企业的无效开支越来越大，结果效益倒退、失业增加。失业有福利保证，但福利却无法阻止颓势。应该有一批富有冒险精神的闯将来重整局面，但平均主义的体制又压抑了这种可能。
于是，一场静悄悄的衰退，暴露了瑞典社会经济体制骨子里的毛病。
几十年前西方新闻界和经济学界喜欢把瑞典的社会经济体制说成是介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现在世界局势发生变化，人们不再认为有设定这种中间道路的必要，但奇怪的是，瑞典仍然是一个坐标，大家企图在它和美国之间找一条新的中间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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