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长久地笼罩一座城市，这不太奇怪，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城市当时正恰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摇篮。难道，像文艺复兴这样一个改变了人类命运的伟大运动也与这个家族息息相关答案是肯定的，它确实是文艺复兴运动强有力的支持者。
美第奇家族非常富有。祖先原是托斯卡纳的农民，做药商发财，进而开办银行而渐渐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他们在银行中运用并改进从阿拉伯人那里学来的复式簿记法，效率大大提高，金融业务快速发展，还为罗马教会管理财政。十五世纪中后期，这个家族又在政治上统治佛罗伦萨六十年，这六十年既是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又是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
在我看来，美第奇家族对文艺复兴的支持，有三方面的条件，一是巨额资金，二是行政权力，三是鉴识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美第奇家族从这三方面一使劲，在佛罗伦萨造成了一种民众性的文化崇拜，这对艺术家个人创作心态的提升，对一场思想文化运动声势的形成，都极其重要。据说当时许多艺术大师最在乎佛罗伦萨广大市民的目光，这真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景象。
在佛罗伦萨大街上我反复自省：为什么自己与美第奇家族无怨无仇，却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排拒他们对文艺复兴的巨大影响呢也许与中国的某种传统观念有关。中国的民间艺术家和文人艺术家历来以蔑视权贵为荣，以出入权门为耻，而与他们同时存在的宫廷艺术家则比较彻底地成了应命的工具，描富吟贵、歌功颂德。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似乎很难想象当年佛罗伦萨的那些艺术大师，出入权门而又未曾成为工具。
美第奇家族总的说来比较尊重创作自由和艺术个性，并不怎么炫耀艺术霸权。他们当然也有自己的艺术选择，例如那位著名的罗伦佐·美第奇非常欣赏米开朗琪罗而对达·芬奇却比较漠然，而他的儿子对米开朗琪罗也有点冷漠。但这一些都无改于这个家族对艺术群体的整体护惜。米开朗琪罗十四岁就被这个家族赏识培养，长大后怀着报恩之心为他们做了不少事，也曾支持过市民反抗美第奇家族的斗争，对此美第奇家族也没有怎么为难他。因此不管是报恩还是斗争，都没有损害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完整。
由美第奇家族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显贵、官僚、豪绅，一般只沈湎器物享用，把玩琴棋书画，不愿意在公共领域大规模地优化艺术文明，因此常常奢侈在高墙内，毁弃在隔代间，难于积累成实实在在的社会财富，让庶民共享。
光天化日之下的巨大身躯，必然会带出同样巨大的阴影。在佛罗伦萨徜徉时间一长，也会品味到美第奇家族难于表述的尴尬状态。我从那些欲大而不能太大的建筑中看出来了，从那些不知与市民亲近一点还是疏离一点的广场上看出来了，从那些被他们家族支持的艺术大师虽然佳作迭出却未能大幅度创新的整体倾向中看出来了，也从他们家族各代当家人雕像的神情中看出来了。
美第奇家族从一开始就比较靠近平民，但一旦掌权就难免与平民对立，这个悖论首先被那位科西莫·美第奇CosimoMedici敏感到了。科西莫当时采取的办法是淡化掌权的名义，强化市民的身份，只在幕后控制政局。这种站立方式，聪明有效，似淡实浓，为美第奇家族统治的延续打下了基础。
在美第奇家族中可以与科西莫相提并论的是他的孙子罗伦佐LorenzoMidici。罗伦佐当政时年纪还轻，不再采取祖父那种谨慎低调的掌权方式，而是果断勇猛、雄纔大略。一四八O年罗马教皇联合那不勒斯威胁佛罗伦萨，罗伦佐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居然只身南行，到那不勒斯谈判，顷刻间化敌为友，成为欧洲外交史上的美谈。
这样一位统治者必然是自信而强势的，市民们一直以他为骄傲，但时间一长，彼此都觉得有点异常。政治便是这样，低调维持平静，强势带来危机，佛罗伦萨在不知不觉间变得风声鹤唳，云谲波诡起来。
罗伦佐遇到过很多对手，而最大的对手却是他统治下的佛罗伦萨市民。市民是善于厌倦的，因为他们的居息方式密集而流通，他们的政治观念天然地趋向于民主，何况佛罗伦萨已风气初开、思想活跃，很难长时间地皈伏于一个家族的统治。如果说美第奇家族亲手倡导了这种风气，那么，正是这种风气要质疑这个家族。
我在市中心著名的老桥上方看到一种奇怪的旧建筑，似房似廊，贯穿闹市，却密封紧闭，只开一些小窗，便问一位导游，他说，这是美第奇家族穿行于不同住处间的走道。他们不会像旧式贵族官僚那样戒备森严地在官道上通过，但又不敢毫无遮拦地与市民并肩而行。这条空中走道活生生地呈示着他们与市民之间的尴尬关系，而这种呈示又会把尴尬继续推进。
对于在厌倦中培育起来的对立，美第奇家族缺少思想准备。只是连最自信的罗伦佐也奇怪地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向一家修道院涌去，而柏拉图学园早已门可罗雀。
市民是去听修道院院长萨伏纳洛拉Savonarola讲道的，讲道的内容是批判佛罗伦萨城里的奢侈之风、腐败之气，认为这完全背离了基督精神。这样的讲道契合市民的切身感受，很有鼓动力，而更让人震撼的是，萨伏纳洛拉指名道姓地批判了美第奇家族和罗伦佐本人，而且自诩有预言能力，警告佛罗伦萨如果不改邪归正，必定有灾难降临。于是，佛罗伦萨市民以敬佩和惊慌的心情聚集在他周围，他以宗教净化和社会批判这两条路，成了世俗市民的精神领袖。后来法国入侵、局势混乱，他也就被市民选为执政，取代了美第奇家族。
这从政治角度来看，是市民通过选举推翻一个家族zhuanzhi的民主行为，但从整体文明的演进上看却正恰相反。政治模式和文明模式，在这件事情上南辕北辙。萨伏纳洛拉实行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和禁欲主义，如市民们原来听他演讲中批判美第奇家族的奢侈时觉得大快人心，现在美第奇家族已倒，那么对不起，请所有市民把家里可能保存的奢侈品全部交出来，当众焚毁;不仅一切娱乐被禁止，连正常的结婚也不受鼓励，全面禁欲，其严厉程度，不但在佛罗伦萨历史上，而且在意大利历史上也是从七世纪之后从未有过。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许多艺术作品，也被看成是不道德的东西，大批投入火海。于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转眼成了文化上的死城。
早就活跃惯了的佛罗伦萨市民对这种生活当然更加不能容忍，他们以比厌倦美第奇家族更快的速度厌倦了萨伏纳洛拉。正好他所宣扬的宗教极端主义对罗马教皇也持谴责态度，教皇也就反过来判他一个“异端”，在美第奇家族宅院门口的塞诺里亚广场上执行火刑把他烧死。现在这个广场的喷泉附近地上还有一块青铜圆基，石碑说明，这是萨伏纳洛拉被烧的地点。
这块小小的铜基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伤痕，两种历史力量一种立足民主一种立足文明在这里撕拉出血淋淋的裂痕。今天的游人几乎都不会注意到它，只顾兴高采烈地踩踏着它，抬头看米开朗琪罗的《戴维》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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