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这里知道,书本上的道理到底对或不对,很难评断,同一个道理,同一个原则,用对了就有益,用错了就有害,所以知识这个东西,也是靠不住的,在乎个人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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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是智惠(“惠”通“慧”)的反面。聪明才智的人,心思灵敏,很有智慧,用之于正,对社会有贡献,而相反的就是好,做作,这是智慧的反面,所以在《说苑》这部书上说,“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权谋就是手段,手段本身并不是坏的名词,圣贤讲道德,道德也不过是一个手段,仁义也是一个手段,这并不是坏的,正人用手段,手段就正,在乎动机,存心正手段就正,存心邪门的人,即使用仁义道德好的手段也是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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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是美貌的反面,用人先看相貌好不好,态度好不好。古今都是如此,距离我们比较近的清朝几百年历史,尤其晚清,有一个人一脸麻子,考取了进士,最后廷试,要跟皇帝见一面的时候,本来是状元,结果因为是麻子,而换了别人。风度好,相貌好,也是件好事,并不是坏事,去做外交官或政治上需要讲究仪表的人物,本来很妥当,如果利用自己的美貌去搞男女关系,去纵欲,这就是貌的反面。
总括说这五个条件,一个人够称得上士,具备了某一个条件,但是不能善用其所长,反而把优越的条件变成所短而弄成反面的,还是很多,这就失去了士的原本素质了。
姜太公论三明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志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这是引用姜太公的话,就明罚、暗察、明赏等三明的反面而谈治乱。
明罚,是说刑罚,管理得太严,动不动就罚。罚得严厉,大家都怕,但不要以为怕就可以吓住人,老子就提过这个原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到了某一个时候,并不怕死的,所以过分使人怕,反而容易出毛病,容易发生变乱。
明察,凡事都对人看得很清楚,调查得很清楚。这就使人感觉到被扰乱、受干涉,为了避免干涉,于是逃避迁走了,不安其处,也容易形成社会的变乱,所以明察也有反的一面效果,因此中国的政治,过去总讲厚道,要宽容一点。
明赏,动不动就奖励,这样好不好?奖励过头了也不好,人的欲望不会满足的,愈来愈不满足,一不满足就会发生怨恨了,最后便变成仇敌了。
所以真正懂得道理的,对于干部的统率管理,能够做到没有好恶,过太平日子,达到平安两个字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太平。
换句话说,反经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办法,正反两端,有如天平一样:只要有一端高一点,另一端就低一点,不能平衡,问题就出来了。
最后引用晋朝名臣刘颂的话作这五个反面的结论。刘颂说:政府中负有监督责任的人,为什么只注意大的地方,而对于一些小的地方不去注意,因为每个人小的过错,偶然的缺点,或者忘记事情,这是人的常情,在所难免的,这不能算是犯了法,不应该将这类事情,列在不可违反的范围,而纠正处罚他,否则的话,政府机构和社会上,就不会有一个称得上标准的人了。这样苛刻的要求,就算不上是清明的政治,因为要求得太过分,反而造成了乱源。在一个单位中,领导的人,自己做到清廉,自己没有嗜好,是可以的,但要求部下,每个人都和自己一样,这就不行了,这就是“以治而乱”了。
专权与嫉妒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轴辏,莫得专君焉。
忠臣孝子,这是最了不起的人格标准,但也不能过分,过分就是毛病。所以齐国的名相晏婴,这位了不起的人物曾经说过,一个好的干部,固然对主管要忠心,可是忠心太过就变成专权了。就是说一切都要经过这一个干部,容易形成这个干部的专权,那就太过分了,两三个兄弟,都要当孝子,其中一个要特别孝,那么下面的弟弟都被比下去了,这也是不孝。古代多妻制的时候,有几个太太,其中一个独擅专房,不能容纳别人,这就是妒忌。因此忠、孝等,过分了也不好,也有反效果。所以吕不韦著的《吕氏春秋》(吕不韦这位秦始皇的父亲,原来是做生意的,后来把人家的国家都换给自己儿子,这是生意做得最大的了。他著了一本书《吕氏春秋》,实际上不是他自己作的,是他的智囊团们,把中国文化中杂家的学问收集起来编著的。书成以后公布,有谁能更改其中的一个字而改得更好的,就赏千金,公布了几个月,也没有人去改一个字,这固然是吕不韦的地位太高了,大家不敢去改,而事实上这部书是有内容的,我主张大家要读。它也是中国杂家之学的大成,杂家可不一定是坏的,正的反的,好的坏的,包罗万象,叫作杂学)书中说宇宙万物滋生靠阴阳,它生长了高丽参可以补人,也生长了毒草可以害人,并不偏向只生长一类。天下雨,需要水的地方下,不需要水的地方也下,公道得很,这就是天地无私。人要效法天地。所以当领袖的人,万民之主,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偏私,申子(战国时韩国人,名不害,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书二篇,号申子,为法家之祖)也说,一个女人独占了丈夫,在多委制的时代,其他的太太,一定发生捣乱的行为。家庭如此,国家也如此,一个臣子“专君”了,其他所有的大臣、于部都被遮盖了,所以专宠的太太,很容易破家,而专君之臣容易破国。所以一个高明的领导人,对于部下,不能只偏爱一人,偏听一个人的意见,也不专权任用一个人,凡事大家一起来,像古代车轮的支杆,一起都动,于是就不会有专君的现象了。
文武兼资论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使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违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铃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这里引用韩非子的话,我们知道韩非子是法家,他以法家的立场,以法家的观点,认为儒家、道家以及其他各家,对社会人群,都没有贡献,一定要法治的社会才对,所以他有这两句名言,“儒以文乱法,快以武犯禁。”知识分子,读书人(儒在这里不是专指儒家)学问又好,又会写文章,文章写多了,思想也多了,能言善道,很会辩论,于是以文学知识,扰乱了法令。讲侠义的人,动辄老子拳头大,用武勇把不平的事压平了,所以重武侠的人,专门破坏了法令,因之法家看起来,文武两方面都不对,都是不守法,这也是反文反武的一面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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