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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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瘦个子青年既然说到了“政策水平”,为了顺势表演,后面的话就更见“水平”了。

  “说到——”他要言归正题,说出我爸爸的名字了,这个已经被他们天天在标语上打叉、在批斗时狂喊的名字。我估计他会给我爸爸加一个头衔,放在名字前面,譬如“阶级异己分子”、“走资派”之类,这样一来就能立即显示出他的严肃性、权威性、宣判性。

  他哽住了,也许在一个个头衔中掂量吧?

  “说到——老余,”没想到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亲切的称呼,我的耳朵很不适应,而他却被自己的“政策水平”激动起来了。

  他故意又重复一句:“说到老余”,看我一眼,笑眯眯地,说了下去:“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难免会有一些历史问题、反动言行,只要正视历史,坦白交待,革命群众是会原谅的。我们连末代皇帝、国民党战犯都放了嘛,啊?”

  他说这些话时尽量压出嗓门里的低音部分,以便靠近他心目中的“老革命”。其实“老革命”也已经被他们打倒得差不多,因此皇帝和战犯也成了他们造反队放的了。

  “遗憾的是”,他没有用当时的习惯语式“让人愤怒的是”、“令人发指的是”,而是选用了当时几乎不会有人用的委婉外交辞令“遗憾”,可见也有一定的文化。接下去的话就立即升高了温度:“他到今天还避重就轻,处处抵赖,能推则推,不痛不痒,钝刀子割肉,半天不见血!因此革命群众才把他请到单位里来,好好帮助一下。”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这里房子并不宽余。造反队几个常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要腾出一间房子给他住,还要再腾出一间给看守人员住,一下子就要两间,多不容易!但我们为了帮助他,没办法。”

  这话我有点听不下去,便用问题来打断:“我爸爸到底有什么问题?”

  他嘴角一牵,说:“那就不便对你们子女说了,这是审查纪律。”他显然不希望我们纠缠在具体问题上,因此继续往大里说:“企图搞复辟,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旧社会去。要知道,在旧社会,老百姓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讲,连饭也吃不饱!”

  ——他万万不能提到“连饭也吃不饱”。我们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看了他几秒钟,想说什么,还是没有说出口。他也警惕地站了起来,看着我们。

  我终于开口问那个人:“能不能让我们见见爸爸?”

  那人满口答应,但他一直紧跟在一边。我们见到爸爸时,身边又多了两个看守人员。

  爸爸萎黄憔悴,眯着眼睛看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叫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让我感到害怕的是他突然浮起一丝笑意,说:“我不要紧,家里的事,安徽的叔叔会来帮助,你们要孝顺祖母、妈妈。”

  说完又是一丝笑意。

  最后,他关照我们:“过两天把那套肩上有漆渍的卡其布制服带来,我要穿。”

  余秋雨《借我一生》

  叔叔走了(二)

  祖母和妈妈在我这里听到爸爸可能有自杀的企图,急了,当天晚上就赶到了爸爸的单位。

  妈妈扶着祖母。祖母的“半大脚”一拐一拐地从海防路弯到江宁路,然后向南,走过淮安路口、昌平路口、康定路口、武定路口、新闸路口、北京路口,再朝西,终于到了。那一路没有公共汽车能完全乘到,老太太这是急急风地去救自己的儿子,昔日繁华的南京路,今

  夜只剩下了她的脚步。

  问了几个人,推了几个门,最后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批斗会的会场。爸爸已经低头站在台上,今天批斗的话题是:“挑唆子女对革命造反派领导施加压力”。

  会场已经坐满人,门口一个老头不知道祖母和妈妈是谁,没让她们进入。她们两个就站在会场外面,从一道门缝里观看。这是一个侧门,既能看到台上,也能看到台下的观众。

  批判者的发言,嗡里嗡里地听不清楚。

  她们两个,也不想去细听那些发言了,一门心思看爸爸,看他的神情气色,以及边上的人是否对他动手。

  这天晚上还好,只有两个发言者走到爸爸跟前追问一些问题的时候推搡了四五下。还有一次,爸爸的脚可能被蚊子咬了,抬起左脚的脚背去搓右脚的脚肚,被边上一个造反派看见,说声“严肃点!”踢了爸爸一脚,但踢得并不重。爸爸被踢后向前一个踉跄,因为毫无思想准备,失去了平衡。

  爸爸的踉跄,引来全场的笑声。

  这笑声使祖母和妈妈深感讶异,立即转身去看台下的观众。这一看不要紧,她们看到了阿坚、赵庸、张茂宏,这些“情同手足”的“当年同事”,他们也笑得很愉快。还有不少以前到家里来过的朋友,也在笑。

  妈妈这才叹了一口气,说:“这些人心肠也太狠了。他们都知道我家有那么多人……”

  “全是奸臣!”这是祖母用得最重的贬义词,却也不小心把他们抬高了。

  但是就在这时,妈妈发觉阿坚和赵庸向这道已经展开不小的门缝投来疑惑的目光。他们应该能够从祖母的一束白发、半个侧脸认出点什么。

  妈妈怕再生出点事来,拉着祖母要走。祖母说,她还要与造反派头头论理。妈妈说:“秋雨他们去了一次就这么批,您我再一出场,他更麻烦了。”

  祖母一想也对,就气咻咻地回家了,一拐一拐。

  从爸爸在批斗会上的神情来看,祖母和妈妈估计他最近还不会自杀。她们觉得,如果很快就要自杀,就不会对那些批判者的“提法”那么认真地一一抗辩。

  这是祖母和妈妈的一次判断错误。

  爸爸这人,即便到临终前一分钟,也会对某个“提法”认真抗辩,这与很多人都不一样

  。几年前大画家程十发先生告诉我,他当年被批斗时常常与京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站在一起,根本不听那些批判言词,只是一直低头注视着周先生的脚,心想这双“徐策跑城”和“追韩信”的脚居然并不大,于是耳边也就响起了隐隐的锣鼓声。程十发先生的这种潇洒只属于艺术家,我爸爸没有。

  爸爸即便像今天晚上那样被踢了,而且踢得一个踉跄,也可能无所感觉,他正竖着耳朵在听今天的批斗又有了什么新的“提法”——请注意,是“提法”,而不是“踢法”。

  其实,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正以同样认真的劲头在策划着自杀。他对自己早已无所谓,在意的是这些“提法”将会给我们这些子女带来多大的灾难。

  他已经看到,这样的批斗,时间越长问题越多,而缩短时间的惟一方法就是自杀。自杀之后必定会有一场陈尸大批判,那毕竟是暂时的,当新的批判对象一批批地挖掘出来,他也就会被人们淡忘。他希望我们这些子女能在人们对他的淡忘中苟且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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