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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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家湾连一个远房亲戚也没有?”我问。

  “没有。”

  “把三个孩子送到这样的小村子里,心里有没有一点害怕?”我又问。

  “不送更害怕。”岳父说,“马兰的性格你知道,多么强硬。记得她才一岁多一点,刚会走路,那天看到我回家满脸不高兴,她要为我点烟解闷。当时我抽长长的旱烟杆,用一根长香点燃,小马兰举着长香正要为我点,手却被长香烫痛了。她不哭不吵,只是要把那支伤害了她的长香从香堆里找出来。我们大人不知她找到后会干什么,已经把那支长香藏了起来,小马兰爬上爬下非要找到不可,最后终于被她找到了。你猜她怎么着?居然把那支长香用小脚跺得粉碎,一小截、一小截地碾,连一点儿也不留下。才一岁多一点已经是这个样子,如果到了五岁看到爸爸妈妈受侮辱,那就可想而知。她一定不会放过,她一定拼命。”

  “那一定。”我赞成岳父的判断。

  “更重要的是,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被斗被打,很容易产生对社会、对人类的抵触。我不希望马兰他们有这样的抵触。”

  这话使我非常感动。

  这一对在安徽太湖县城的街道上被口号声、辱骂声包围着的年轻夫妇,马子林先生和沈毓秀女士,心里所想的一切完全出乎批斗者们的意料之外。他们想的是:“批吧,我们的子女不在。他们不会来报复你们。”

  马兰多年来一直向我打听叔叔因《红楼梦》而死在她家乡安徽的种种情况。她找来叔叔的照片细看,每次都心事重重。

  她已经主演过十五集的电视连续剧《严凤英》,并把它当作一个历史悼念仪式。这部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全国观众投入的程度至今还记忆犹新,说“万人空巷”,并不为过。这就是说,她把这个历史悼念仪式推向了全国,从而确立了自己所在剧种的道义尊严和艺术尊严。

  她本是一个舞台剧的演员,由于这部电视剧,同时被评为电视“飞天奖”和“金鹰奖”的最佳女主角。全国观众对她所做的一切,从心底里赞赏。

  我叔叔与严凤英只有一岁之差,而且在差不多的时间自杀于同一个省份。叔叔不在文化界,却同样为艺术而死,为《红楼梦》而死。

  马兰还要为叔叔做点事。

  终于,就在叔叔去世二十五周年的祭日里,黄梅戏《红楼梦》在安徽首演,轰动全国。

  全剧最后一场,马兰跪行在台上演唱我写的那一长段唱词时,膝盖磨破,鲜血淋漓,手指拍击得节节红肿,场场如此。

  所有的观众都在流泪、鼓掌,但只有我听得懂她的潜台词:刚烈的长辈,您听到了吗? 这儿在演《红楼梦》!

  余秋雨《借我一生》

  冬天的斯坦尼(一)

  一九六八年的秋、冬之间。

  进驻学院的工宣队,分批找即将毕业的学生谈话。

  我们班里的工宣队小队长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工人,姓尹,听他自己介绍,文化程度是初级小学,一口常州方言,听起来很吃力。我们的毕业谈话,由他亲自逐个进行,谈话地点

  ,在红楼门前的草地上。

  找来谈话的学生席地而坐,他的身下垫着一方印着工厂厂名的旧毛巾。

  几个老年女工站在一边,看到一个快谈完了,就急匆匆地到学生宿舍叫下一个。

  已经谈了两天,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尹师傅开头一段话,一定是一个通用的开场白。

  尹:“你们马上要下乡了,先要做一个毕业鉴定。下乡不要怕,青菜萝卜便宜,一斤要差好几分,一个月下来好几角,我算过。现在最头痛的是要做毕业鉴定。毕业鉴定,这种东西你从前听到过吗?”

  余:“我知道毕业鉴定。”

  尹:“知道就好。中队里前几天讨论过了,这鉴定要分四个等级。第一等,跟着毛主席革命造反,现在又服从工宣队领导;第二等,也算不错,但是曾经沾到过一个麻烦问题,譬如,有的是运动初期抵制过造反,现在转变态度了,有的是家庭出身不好,现在有点认识了;第三等,沾到的问题不止一个,态度转变也不明显;第四等,思想顽固的反动学生。你猜猜看,你是第几等?”

  余:“第三等。”

  尹:“嗨,看来上下一致,你也没有抵触情绪,这很好。鉴定要做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四个等级的学生有分工,第一等级的参加鉴定组;第二等级的参加校内大批判;第三等级的参加社会大批判;第四等级的继续审查、关押。”

  余:“什么叫社会大批判?”

  尹:“校内大批判针对大家都认识的那些领导、教师,指名道姓,一针见血,你们立场没有转变,做不了。社会大批判就方便了,大家在说什么不好你也去说两句,什么修正主义、经济主义、山头主义,图个热闹,也没人看。”

  余:“社会大批判要到校外去吗?”

  尹:“那倒不一定。听我们队里的小王师傅说,报社要批判几个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要我们学校也弄几个人过去帮忙。我听说报社的伙食最便宜,八分钱就能买一个荤菜……”

  余:“毛主席不喜欢的外国人?哪些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

  尹:“我不知道,听说是死了很多年的。”接着他放低声音嘀咕开了:“毛主席也真会记恨,其实死了也就算了嘛,路又那么远,他老人家又那么忙……”

  任他说下去,按当时的标准,真不知会蹦出多少“反动言论”来。我礼貌地打断他,请他告诉我怎么找小王师傅。

  胖胖的小王师傅好像有点文化,大概是哪家工厂里的文书或宣传干事。他说:“工宣队一进驻文化单位,全线安静,上海报刊上也就做不出文化题材了,几家报纸编辑想找一些空闲的专业人员,去写几篇评论旧俄理论家别什么、车什么、斯什么的文章。听说表演系有个叫徐企平的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反正也没事,跟着一起去吧。”

  对这位小王师傅我必须另眼相看,因为他的语言方式比较接近正常逻辑,而且,他居然把那几个旧俄理论家名字的第一个字,都记住了。

  他还在说:“现在谁也不会有心思去碰学术,但你们很快就要下乡,一辈子的事,今后再也没有机会碰这些东西了。”

  他的这几句话,与当时的通行思路南辕北辙,却让我非常感动。很想重重地握一下他的手,却又觉得自己是第三等级,身份不妥。

  我说,我忙于下乡准备,又要鉴定,可能抽不出时间。他说:“没事,有空去晃一下就行。”

  离开他之后我独自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心想对啊,两个月之后我就会变成一个最地道的农民,直至终身,青年时代短暂的文墨缘分,就此结束了。

  我本来想到文汇报社随便晃一下就走,像小王师傅说得那样,但一到那里,脚被粘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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