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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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件事是我班一个同学因尿毒症去世,由于我谈起过这位同学的一些情况,那天我到报社报告死讯时,胡锡涛先生立即霍然站起,双眼含泪,其实他根本不认识我的这位同学。

  我很快就下乡了,握别各位与我一起受尽委屈的专业人员,也与胡锡涛先生告别。此后,这位“左倾”的学人,善良的君子,常常出现在我的脑际,让我想起中国一代文人的人格悲剧。没想到在三十二年之后,读到了他在武汉《今日名流》杂志上对那段往事的回忆。

  且引几段——

  为了这篇文章(即胡锡涛先生写的《评斯坦尼体系》一文),我在文汇报社顶层熬过了寒冷而苦恼的三个月,我把包括余秋雨在内的几位朋友都得罪完了。但余秋雨给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难忘。

  我“枪毙”了他的稿子,他不记仇,颇有雅量。实际上他写稿很下功夫,不走捷径,直接查阅原著,四本斯坦尼全集被他翻得卷起了角。他的稿子不仅文笔漂亮,而且内容扎实,从理论史的角度分析斯坦尼体系的特点和缺陷。作为一篇学术论文,只须删掉一些应景文字,放在今天的学报上也能发表;但作为一篇批判文章,在那个特殊年代就不合格。

  令我更佩服的是他坚持学英语,喜看英文原版书。每天早晨,大家刚起床,他已站在阳台上朗读英语。季节已入冬,冒着严寒读英语,可真不易。“文革”时期“读书无用论”盛行,谁会拼命学英语?余秋雨书桌上所放的一大堆书籍,除了几本鲁迅全集,全是英文版原著。是小说还是戏剧理论书,我也看不懂。我不明白余秋雨为何对英文原版如此感兴趣……

  他当时很穷,经常向徐企平借饭票,借了之后又还不出。到后来,徐企平总是慷慨主动支援他。他们两人并不在一个系,关系却很密切,因为都在“文革”初期受过造反派的冲击,都属于“保守派”,共同语言特别多。据徐企平私下向我透露:小余的业务水平在同届学生中最拔尖,戏剧文学系教师都想让他留在系里,但都无实权,实权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小余表面上很活跃,其实他内心很苦闷,他父亲有历史问题,很可能会影响他的分配,影响到他的前途。……待分配的毕业生,没有工资,经济困难的人可以申请补助,一般只能领到十二元。小余家里很穷,他每月领十二元补助,还得贴给家里一半,自己只剩下六元钱,怎么维持生活?

  胡锡涛先生的这些回忆发表时我在国外,隔了很久才看到。与许多老人的回忆一样,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是亲身经历的部分,后面很多道听途说的内容就难免以讹传讹、笑话频频了。我与胡锡涛先生实际接触的时间很短,初见面时彼此不认识,没有成见,因此那些最初印象比较纯净。那么多年过去了,几乎再也没有见过他。朦胧中觉得似乎在北京某单位礼堂看电影时匆匆闪过一眼,那也很多年了。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估计见面时还能认得出来吧?

  读了这些片段回忆,我很感动。因为在读到的当时,我正受到一批嫉妒文人捕风捉影的诽谤。诽谤者们虽然口气越来越大却始终找不到丝毫证据,最后发现只有一点能讲得稍稍具体一点,那就是我批判了斯坦尼,并由此推断我参加了“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能够反驳这项诬陷的人很多。但是,按照常理,胡锡涛先生不可能站出来。这是因为,他如果站出来,必然要牵扯到他当时确实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的成员这样一个事实。我和他,既无交往又无交情,他又何苦做这样的傻事呢?

  我敢肯定,诽谤者们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他们断定一切有证人资格的人,都不愿去沾染这一些早已被他们搅浑了的远年事件。

  但是,他们低估了人们的道德勇气。

  胡锡涛先生在“文革”中确实走过一些歧路吧?因此他最能敏感到“文革”灾难的死灰复燃。他冒着危险,拼将自己的余年站出来了。

  作为最权威的证人,他主动地发表文章表明,那篇文章完全出自他一人的手笔,与我一字无涉。

  谁都知道,当年他写作这篇文章,责任也不在他。但是那些本应为他承担责任的人都已无法出来承担。因此,他今天的承担,是一个“到我为止”的决绝行为,他的身后已没有退路。我几乎能听到他的心声 :把再多的罪名压到我身上都可以,但只要我活着,就要阻止“文革”式的诬陷。

  这是他对历史的一个回答,也是他对人生的一个交代。站在当代的一大批诽谤者面前,他显得那么高贵。

  余秋雨《借我一生》

  冬天的斯坦尼(二)

  胡锡涛先生在回忆中,有一个细节说错了:我当时已经领不到每月十二元钱的补助。

  在“文革”之前,那叫助学金,大致能勉强支付我一人每月在学院食堂的伙食费。但是“文革”开始后爸爸被打倒,我就不可能再领了。当时的一切经济补助都以政治身份为前提,没有一个单位敢给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儿子一分钱的补助。

  那是怎么度过来的呢?

  我只能排除一切具体的感觉、图像和场景,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回答:一步步穿越令人恐怖的饥饿。

  借饭票,我不止向徐企平老师一个人开口,只是向他借得最多。周围的每个专业人员,王亚仑先生,周康渝先生,何秀文先生,包括文汇报文艺组的每个编辑、记者,褚钰泉先生,何倩女士,路元先生,周玉明小姐,以及很多年后成了我学生的孙东海先生,肯定都被我借到了。另一位因为参与“炮打张春桥”而天天在隔壁写检查的倪平先生,我也借了不少。所有的人,我都没有还过。

  “文革”期间的上海,饥饿的现象并不普遍。因此,一切被我借了饭票的人当时一定不会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们不可能知道,我背后还有一个完全失去了经济来源的大家庭,而我,那么要面子,必定是饿了几顿才会讷讷开口。

  有时,实在饿得抗不住了,又不好意思再“借”,就像胡锡涛先生看到的那样,逃到阳台上大声朗读英文。

  正是饥饿,我的饥饿和我全家的饥饿,使我产生对下乡劳动的焦灼企盼。徐企平老师和胡锡涛先生在担心我爸爸的历史问题会影响我的前途,其实我当时觉得最光明的前途只有一条:下乡劳动,养活全家。

  写到这里,我忍不住要对另一位老人表示敬意,那就是徐企平老师。

  其实我与他的关系并没有胡锡涛先生所说的那样亲密,因为在学校里隔系如隔山,再加上师生之分、年龄之差,以前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作为一个真正的斯坦尼研究专家,他在文汇报社期间与胡锡涛先生闹得最僵,彼此很少讲话,但是胡锡涛先生关于我和我的家庭的了解,都来自于他,可见他们两个人除了学术争吵之外,余下来的谈话内容就是我了。

  我在胡锡涛先生的回忆文章中看到,徐企平老师每次谈了我之后,都请求胡锡涛先生帮帮忙,能不能通过市里写作组的关系,救救我父亲,救救我全家。须知,这是一个在学术观点上寸步不让的耿直艺术家,居然为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年轻学生,在向自己的辩论对手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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