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52书库推荐浏览：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