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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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十一个口号中,我爸爸居然列入了第六位,实在是匪夷所思。

  我们可以依次看看这些口号。第一个口号不必说了,第二个口号中的“刘、邓、陶”,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陶铸被打倒前是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第三个口号中的“陈、曹、杨”,陈即陈丕显,原上海市委书记;曹即曹荻秋,原上海市市长;杨是指谁呢,我记不得了,大概是杨西光吧?不管怎么说,也应该是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

  第四个口号中的谭震林,是国务院副总理,曾与陈毅、叶剑英等元帅一起在中南海的一个会议上带头批评“文革”极左思潮,被称为“二月逆流”。

  第五个口号中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都是身居高职的将军,杨成武曾任代理总参谋长,后来三人一起被林彪打倒。

  在这么一个名单后面,爸爸一人独占了第六个口号,真是风光极了。

  但是,作为过来人,我不能沉湎于这种风光。因为我知道,简报上所说的“当天斗批大会”中的“斗批”二字意味着什么,“画皮被层层剥开”中的“层层”二字意味着什么,“这个老虎还没有死”意味着什么,“他装出一副可怜相”意味着什么,“必须举起千钧棒继续穷追猛打”意味着什么,“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意味着什么!

  这些,都不是空洞言词,而是造反派的行动记录。爸爸真是受苦了。

  更苦的是,当其他所有口号中被打倒的人全部平反昭雪,或官复原职,天天见报,而位居第六个口号的爸爸,却一直未能平反。原因只有一个,他太小了,平反昭雪的阳光要穿过厚厚的冰层照到他所在的社会底层,时间太长太长。

  这就出现了第二叠材料,最厚,一本本全是他用蓝色复写纸垫着抄写的申诉书。原稿都是我起草的,爸爸的最后平反一直拖延到八十年代前期,这也就是说,在“文革”结束后的四五年时间里,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在为爸爸起草申诉书。

  我越写越为爸爸感到不公。例如,“文革”中虽说他“罪行累累”,但是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却是“为陈丕显翻案”,等到爸爸苦苦申诉时,陈丕显先生早已是省委书记,后来又成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又有什么途径,能使爸爸的申诉让陈丕显先生本人看到呢?看到了,又怎么能让他相信呢?

  爸爸的字写得很漂亮,抄写这些申诉时要一笔一画地把力气按到几层复写纸的最后一页,每份申诉长达万言,真不知花费了多少精力。我在星期天匆匆忙忙、潦潦草草地写完一份原稿,他大约要花费三四个夜晚才能抄完,然后寄出。

  寄的部门有好几个,因此要复写好几份,一份留底。他怕那些部门的收发室不重视,每份都寄挂号,还把挂号的存根号签,用大头针别在留底那一份的第一页上。现在,这些大头针已经发锈,棕黄色的锈迹与纸页蚀在一起。

  在大批判简报和申诉书底稿后面,又有回形针别着一堆纸条。

  这些纸条我看第一遍时没有看懂,再仔细地看第二第三遍,终于,泪滴落到了这些纸条上。

  这是一些借条。

  这是爸爸写给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的借条。

  他知道这些借条基本不会有用,却会招来批判。批判时必须应答有关字句,因此留下了底稿。

  这些借条,从文字看非常平静,例如:

  我母要回乡长居,回乡的路费、房屋的修理费和日常生活费,共需要大约一百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里隐藏着我家的一场大悲剧。七十多岁的老祖母在仅存的两个儿子一个被害、一个被关以后不得不独自回乡,却不知在乡下何以为生,爸爸在隔离室里毫无办法。

  我没想到的是,他还是拼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写了这张借条。这张借条换来多少次批斗,多少次毒打,我现在已经无从知道。

  又如:

  我领养的外甥女定于今年五月一日在安徽的茶林场结婚。我和妻子商量了,准备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再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去,使他们能勉强成家,大约需要一百五十元,请求暂借,望予批准。

  这张借条的分量,外人更不可能明白。当年在姑妈的追悼会上,叔叔余志士先生抱过这个周岁婴儿立誓终身不婚要来养活她,我爸爸又一把夺过来交给我妈妈的情景,我已写过。在爸爸写这张借条时,叔叔已被害死,果然终身未婚,这使爸爸不能不在表妹的婚事上要对叔叔有一份交代。

  他与前去探望的妈妈商定,所送婚礼必须由叔叔留下的那只箱子来装载,而且稍稍像样一点。这是一个善良家庭几十年来一个共同行为的落脚点,但造反派怎么会看得懂“把我亡弟留下的一只旧箱子修一修,放入一条被子和一对枕头”这些话呢?

  追悼会上的夺婴,终身不婚的许诺,“把亡弟的箱子修一修”的秘语……是他内心深处的默默承载,连我们当时都不清楚。但在我今天眼前,却成了一首圣洁的家庭诗篇。

  还有这张借条:

  一九七○年度我家五个人的布票要到期了,约需要五十到六十元……

  这句最普通的中国话,需要注释一下才能显现其中的恐怖。“布票”,是灾难年代规定的每个中国人的用布标准,这个标准也包括边远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一年布票“到期”,那就是到了年末,天寒地冻,我家还没有用过一寸!这是连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家庭也无法想象的了。当时,由于我们几个子女外出,家里的户口剩下了五个人。爸爸借条上的短短一句话,今天读来还毛骨悚然。

  我可断言,这是爸爸在隔离室里裹着那件破棉袄瑟瑟发抖时写的借条。当然还是无用,他是在向上天借取一份温暖。

  爸爸写的这些借条,使我产生一种震动。妻子见我长时间发呆,以为我是过度悲痛,其实,我是在又一次体认爸爸,并向爸爸忏悔。这种忏悔的强烈程度,前所未有。

  爸爸不是英雄,不仅没有与造反派打斗,反而向造反派借钱。借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什么事业,而只是为了家人衣食。这种姿态,看来很低很俗,却给了我当头一击。

  这些事,本来可以由我来做,而且可以比爸爸做得有效,因为我毕竟没有被关押。但是,我却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人格气节,连想也没有想过。

  例如,直到今天我才敢问自己:为什么当时不与我们学院的造反派头头们靠近一点呢?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是好人,我如果与其中一两个人倾诉我家苦难,他们如果动了恻隐之心,以一所高校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去找我爸爸单位的造反派,爸爸的处境一定会有所改变。我为什么不可以给造反派一个笑脸,换下爸爸写给造反派的一张借条?

  那么,接下来,我放弃的机会就太多了。正如我的被告古先生在法庭上说的那样,当时不可能有人抵制大批判。这当然是他以己度人,但确实也概括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态度,我却为什么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抵制呢?按照我的天性,当然绝对不可能去参与那些伤害他人的大批判,但当时大批判中也有大量花哨、空洞的跟风之作,我如果放松身段,也跟着写几篇,那么,就不必在全家最艰难的岁月里发配到外地农场去了,不必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前夕逃到奉化的山间老屋里去了,极有可能换得稍有权势的人的一点照顾。也就是说,我如果人云亦云地写一些,爸爸又何必锥心泣血地写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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