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_余秋雨【完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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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件事我变得比其他小朋友都胆小,那就是西屋楼上的疯女人突然因病去世后,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上楼去看摆了满地的麦秆编织的小动物,只有我不敢上楼。为什么?说不清。

  妈妈胆大,但不泼辣,反而常常害羞,说话也不响亮。只不过,她轻声答应的事常常连泼辣的人也会迟疑。

  一天,村长找来了,说村里要办“生产互助组”,缺会计,也只能请妈妈当。妈妈每天为大家写信、读信,已经那么忙,但还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此,每天夜间先记劳动工分,再写信、读信。这个房间更拥挤了,我们全家熬夜的时间也更长了。

  当然,连记工分也没有报酬,因为我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进不了村里的分配系列。妈妈不止一次地说 :“身子轻的采桑,手劲大的搬磨,识水性的过河……我识字,这些事本分要做。”

  余秋雨《借我一生》

  旧屋与旗袍(三)

  妈妈在这间屋子里还作过一个胆大的决定,与我有关。

  在我实足年龄还只有四岁那年,小学的老师来统计可入学的新生,那时我正与几个小伙伴把妈妈的围单当大幕,绑在八仙桌的桌腿上演戏,妈妈就笑着指了指我,对老师说 :“在地上爬着的要不要?”

  老师说:“怎么不要?登记!”

  几天之后,我就上学去了。背上背着一个大草帽,上面有妈妈刚刚写的四个毛笔大字:“秋雨上学”。

  我想这情景实在是妈妈最顽皮的一笔。一个才四岁的小不点儿独自走在长路上已经让人怜惜,而背上的几个大字又说明这居然是去上学!

  路上没有人认得这几个字,那么,妈妈是写给上天看的了。这就像是土地爷通过童男童女给上天带去一个小小信息:我们这里全是文盲的年代,已经结束。

  老师们看到我草帽上的这几个字很高兴,而且从书写的功力判断出了我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来对付一个四岁孩童。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可想而知,每次下课,我满脸满手都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我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我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实在是一片忙乱。

  我四岁上学的事,把在上海工作的爸爸吓了一跳,随之,连叔叔、舅舅也紧张了。第二年国家教育部定下了规矩,小学入学的年限是七岁,这使得爸爸、叔叔、舅舅更有了理由,不断来信劝妈妈,要我用“留级”的方式后退到正常的年龄,否则脑子会用坏。其中大舅舅出的点子最要不得,他要我每次考试都交白卷,或故意答错。

  妈妈问我的意思,我说,让我装成傻瓜留级,听过去全都听过的课,脑子才会坏。

  妈妈当然赞成我的意见,便写信给爸爸说:留级太累,不如让我读上去,她会设法减轻我的功课负担,代我做全部家庭作业。

  其实我们小学里每天的家庭作业也不多,多的是“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妈妈花半天时间全做完了。她最感吃力的是要在作业本上模仿小孩的字,我玩累了回家,见她一笔一画那么费事,就帮帮她,让她先写在别的纸上,我抄上去。她感激地说:“真懂事。”

  老师们人都很好,但课讲得都不好听,我每堂课都在等待下课铃声。

  下课后也有一件事让我害怕,那些曾经抱着我到河边洗过脸的老师见我脸上没墨了,都会用手来拧一下,好像这是他们洗脸换来的特权。拧脸,女老师拧得不疼,男老师拧得有点疼,特别是那位叫胡光华的校长。

  有一次,胡校长拧完我的脸还给我看一本他正拿着的厚厚小书,他说这叫字典,并用五分钟时间告诉了我查阅的方法。

  我拿过来查自己的名字,第一个字是“余”,查出来的意思是“我”。我想真好,可不是我吗,编字典的人真是无所不知,连我也认识。

  这天回家,我要妈妈给我买一本字典。我说,有了字典,我一个个字认,就用不着上学了,多好。

  妈妈说:“上学不光是为了认字,还会认识很多有学问的老师,这很重要。”

  我说:“老师讲课真不好听。”

  妈妈笑了,说:“也有很厉害的老师。明天是星期天,县里会来一位很有学问的人给老师讲课,那是老师的老师,你也跟我进去听听吧。”妈妈当时与小学老师们已经很熟,是老师们来通知她的。

  第二天我就去听了那堂课,一位戴眼镜的男老师在讲语法,听的全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加我的妈妈,还有我。

  这语法课真把我听乐了。戴眼镜的男老师先把一个奇怪的句子写在黑板上,然后连续两节课都在分析这个句子。我首次接触这么复杂的句子,印象极深,后来又一再给我的同学复述,因此就牢牢记住了。这个句子的结构大致是这样的:

  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回过身来对李老师说:“昨天下午刘老师和赵老师都问我:‘前两天孙老师带病为朱老师补课的事,是不是应该让胡校长知道?’”

  妈妈一看这个句子就不满了,小声对我说 :“真有本事,一句话就扯出了八个人,谁会这样绕来绕去说话?”

  台上的老师对这句话的分析,绕得就更凶了。语法概念说了一大堆,黑板上画出来的语法结构线已经像一堆剥了皮的老麻,丝丝缕缕缠得人头晕脑涨。

  听课回来的路上,妈妈对我说 :“如果你读书读上去,最后变成了这种学问,那宁肯不要读了。我听你舅舅说过,过去英国人为了把印度人搞傻,便于统治,就给他们编了一套特别复杂的英文语法书,一学就傻……”

  这事我很感兴趣,便问:“后来印度人真傻了吗?”

  妈妈笑了,说 :“这我不太清楚。但我以前在上海见到,很多‘书毒头’比平常人要傻得多。”

  “书毒头”是我们乡间对于书呆子的一种称呼。尽管当时乡间已经没有什么人识字,但是只要一提起这个称呼,乡亲们仍然充满了鄙视和嘲谑。我想,这也许属于某些“负面人格类型”的隔代传播吧。我当时问过妈妈,书呆子只傻不坏,为什么把他们说成 “毒头”呢?妈妈说,他们钻起牛角尖来也真够狠毒的。

  等我长大后才明白,妈妈的意思不错,解字却有偏差。那个“毒”字,一定是另一个同音字“蠹”的误置,“书毒头”也就是“书蠹头”,躲在书籍中蛀咬书籍的小虫是也。说得好听一点,这些书蛀虫也算在“咬文嚼字”。

  乡亲们真是幽默。

  很抱歉的事情是,那位讲语法的老师,由于我不怀好意的转述,成了同学们今后嘲笑“书蠹头”的范例。课堂上哪位老师把一件简单的事情讲复杂了,或者讲了半天还没有让大家听懂,一定有顽皮的男同学轻轻嘀咕一句:“周老师看了王老师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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