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说得不错。面对轴心时代，我们会突然发现自身的渺小。我们没有能力解释这一切，也无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辉煌的思维。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记住。记住，要放在解释之前。解释往往是苍白无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对着一座无法攀援的高山，我们很难解释为什么会有这座大山，为什么会是这个形态。尽管有这种无奈，但我们对高山的记忆并不会因此减损。
轴心时代的思考，世界上多个古文明都参与了，是一种“共同作业”，但在内容上又互不相同。现在远远看去，甚至觉得有一种分工。这种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决定了多个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决定了以后发展的不同特点。例如，古希腊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自然秩序的关系，印度文明更多地考虑人与超验世界的关系，而中华文明则更多地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侧重，也影响了多个文明今后的路向。在这一点上，我很赞成雅斯贝尔斯关于人类至今还附着于轴心时代精神基础的观点。
八年前我与凤凰卫视的考察队一起实地历险几万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遗址，目的就是要寻找从轴心时代开始的它们的各自脉络。几度长时期的考察，对我的冲击很大，感悟很深。原来，几千年的不同命运，很早就种下了不同的种子。
‖刘璇：秋雨老师关于“种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只有深埋在土地里的橡树种子长成橡树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本质。当时同一时期，不同文明的三种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当于橡树种子，只有等了两千多年之后它长成了橡树，我们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个样子。谈到我们现在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互相取长补短，我们的前辈已经在向着这个方向行动了。所以我们才有西学东渐，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就需要各个文明之间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增进交流，相互取长补短。杜维明说现在我们要进入“新轴心时代”，各大文明之间要互相对话，互相理解，这种交流将是意义非凡的。
‖王安安：秋雨老师的一番话，无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来的一个困惑。外国
媒体总是报道部分中国出境游客不讲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们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啊，我们的各种繁文缛节，只会比别的文明更发达更全面更细节，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指责呢?可能是我们确实从“轴心时代”开始就一直在过度地研究周围的人际关系，而不太在乎没有直接人际关系的公共空间，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际关系之外的公德。有些时候这种自我编织的人际网络甚至让我们自己也感到压抑。所以在没有人际关系的场合，比如说去国外旅行，就会让我们压抑的神经忽然解放，我们就把一切礼仪的束缚都抛在脑后，甚至忘记了遵守最基本的礼仪小节。
‖余秋雨：当然，我所说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来解释各种生活现象。现象未必是本性的外化，不能牵强附会。
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喜欢撷取一些社会现象快速归纳出结论，看似有据，其实武断，并不足取。
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辈不少学者那样泛论东方西方，空谈中外差异。这种以偏概全的急躁，可能是一种学术幼稚。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前几次对话我们谈到了一些背景性的大记忆，现在我们开始触及一些具体的记忆，单个人的记忆。我选择老子作为第一对象。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但恐怕又不容易讲得清。那么，我就想听听，你们对老子的印象是什么?零零星星都可以说。
‖丛治辰：我查到过一个历史记载，说老子身长八尺八寸，黄色美眉，长耳大目，广额疏齿，方口厚唇，就是脸色是黄的，眉毛挺好看，然后耳朵挺长，眼睛挺大，额头很宽很大，但是牙齿没几颗，似乎还蛮丑的。
‖刘璇：那不就是治贝子园前的老子像嘛(治贝子园是北京大学燕园东南角的一个小园子)!
‖王安安：对，对，跟那个差不多!不过这些都是关于老子的外形的印象。我对老子的印象是关于他的争论，比如说老子是否当过孔子的师傅，孔子是否向老子问学过。
‖余秋雨：历史实在太久远了，我们对老子的了解不多。首先是他的身份，能说的也只有一点，老子做过周王室的图书馆馆长。也有人说是管理员，但一定是比较重要的管理员。那个时代的“图书馆”，也可以理解成王室收藏馆。总之，老子管理着一大堆周朝典籍，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
鲁迅在《出关》中讲了孔子两次拜见老子的故事。我比较相信孔子曾经问周礼于老子的传说。不过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具体的争议：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去年我在美国休斯顿作中国文化史的演讲，一位当地美籍华人历史学家提问说：余先生，我看到一本书，证明老子比孔子小一百多岁。我说，你看的资料一定是这样的：有个叫太史儋的人，在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之后出关，目的是去投奔一个君主。他马上点头说是。历史上确实有这么一个记载，连司马迁也没有完全搞明白。所以在汉初就把老子的记忆搞模糊了。部分现代的学者也主张老子比孔子小一百多岁，因此孔子问周礼于老子的故事不存在。但也有历史学家经过推论，认为老子和太史儋不是同一个人。老子和孔子处在同一时代，年纪比孔子大。我经过仔细辨析，赞同这种观点。
‖王牧笛：听说今天的课上要讨论老子，我特地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关于孔子问学于老聃，在《史记》的《孔子世家》和《老子传》里，均有记述。在《礼记》、《孔子家语》、《孔子集语》、《孔子年谱》、《庄子》、《吕氏春秋》、《白虎通》、《潜夫论》等书中，也有记载。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高士传》、《水经?渭水注》所引：“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二是《孔子
世家》所说：“孔子年三十前，与鲁南宫敬叔适周见老子”;三是《孔子年谱》所谓“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适周，见老聃而问礼焉”;四是《庄子?天运篇》讲的：“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五是《庄子?天道篇》所述：孔子欲藏其所修之书于周室，前去会见“免而归居”的典藏史老聃。
‖余秋雨：你把这方面的资料都集中了。但是，持相反观点的历史学家也都看到过这些资料，他们作出了否定的推理。我们今天不在这里具体讨论这个问题，因为那会花费太多时间。我想我们的课堂还是按照我的选择延续下去吧，捕捉住我认为重要的文化记忆。
孔子一辈子都研究周礼，三十岁起怀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恭敬态度，周游列国拜师问学。有老子这样一位博学的周王室图书馆馆长，孔子很自然地列入了拜访对象。于是孔子从现在的曲阜出发，沿着黄河到洛阳，来到了当时名义上周天子的所在地洛邑。今天的洛阳还保存着孔子问礼的地方，不过很难考证到底是不是这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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