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前特别强调周礼当中的丧葬之礼，这一点和道家的区别比较明显。道家觉得人生就是一片浮云，哪儿来，哪儿走，哪儿起，哪儿止，无所谓。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泽江湖。但对孔子来说，人生不是一朵云一股气，而是一个庄严的过程，要用隆重的仪式来终结它。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条(3)
2009年09月25日17:19
孔子重视丧葬之礼，在横向上，他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维系生灵之间的互尊;在纵向上，可以通过丧葬方式来护佑家属之间的传代。他的学生因为认真学习了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孔子本人的丧葬仪式之隆重，我们可想而知。
鲁哀公作为一个国君专门撰文悼念这么一个士，已经开了一个先例。但是，更让后世关注的，是学生们的守墓方式。这种守墓，要在墓边守三年，穿衣、吃饭都有特殊规定。墓边还搭建了窝棚，这些学生的家庭也要搬过来陪。来了那么多家庭，亲戚和相关服务人员也随之而来，结果就搬过来一百多家，成了一个不小的村落。
学生们就这样整整守了三年。本该告一段落了，但子贡还要继续再守三年。子贡守在那里，其他学生也来看望。结果，一个延续多年的仪式就构成了雏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还看到孔庙里收藏了孔子用过的衣服、帽子、琴、书、车，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很多皇帝都亲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后真是很受重视，活着的时候根本没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汉代以后，孔子不仅仅是一代代学生们的纪念对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个精神坐标。有许多皇帝亲自来祭孔，亲自来扫墓。最先来的是汉高祖刘邦，后来有东汉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来了。唐高宗、唐玄宗都来过曲阜，后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几个皇帝，清圣祖、清高宗也都来了。祭孔，已经成为一种“国家仪式”。
‖费晟：那些学生为孔子守墓非常真诚，但后世的皇帝祭孔子就显得有点矫情了。孔子的学生为他守墓的时候，孔子依然是一个鲜活的形象，可是当后世把孔子的学说政治化以后，展现出来的就是一个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学说被附上政治含义以后，一定程度上可能丧失了它作为一个学说的独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发展了。
‖余秋雨：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孔子：一个是我们喜欢的，作为思想家的孔子，这个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结在他的七十三岁，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学生们心上，而不是祭坛上;另外一个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个孔子，他的学说被统治者们引到了另一个侧面。尽管仍然是他的学说，但是由于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学说的本体结构发生了一点变化。
‖王安安：这些皇帝确实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学变成一种国家的意识形态。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为政权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学说才会被普遍认识、普遍接受?那么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从宏观上讲，中国那么多的朝代，那么多的皇帝，他们的民族不一，政见不一，血缘不一，共同地尊重一个人，这个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个文化人，这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我认为中华文化作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与他的名字有关。
不仅如此，从隋唐开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有不少变化，但越到后来越偏重于儒家学说。那些学生可能只是为了做官，并不是为了孔子，但是却用极大的精力去背诵儒家经典，好像是孔子滋养了他们，实际上却是无数年轻的生命滋养了孔子，滋养了《论语》，滋养了儒家学说。孔子的学说基本上是治国平天下的学说，这些人考上后拿了孔子的学说真的去做官，那么无论在考试层面、文官选拔层面，还是官场实践层面上，孔子变成了一个“大孔子”。这个孔子和原来的孔子是有距离的，他成了一个横跨时空的惊人文化现象，这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别人可比的。
我们为这个事情高兴，但在心底里，还是喜欢那个一路被人拒绝、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弹琴、一路颇为狼狈的孔子。
顾炎武先生说：“仲尼，一旅人也。”顾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远的路，最后终于体会到：孔子再伟大，在本性上只是一个旅行者，一个走路的人。这个称呼很亲切。由此可以庆幸，那个真实的孔子并没有失去，还有人懂得他。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今天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孔子对历史的最大影响是什么?
‖王牧笛：在我看来，孔子是后世读书人的典范，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为人师表，垂范后世。当然，他的女性观在如今应该被抛弃了。
‖费晟：孔子提倡一种以家庭伦理为基点和核心的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与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之一，它和西方那种终极关怀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路径。两千年来所有的中国人安身立命之处都是以家庭为原点。
‖余秋雨：你说得不错。孔子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重建。他把家庭的模式，扩大到整个社会结构。本来，研究社会结构是政治家的事情，一般老百姓不会关心，也缺少思考的资源。没想到孔子创造了一个可亲可爱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把人人都能体验的家庭生活方式当做一个象征体，推而广之，使宏观政治问题变成了家庭问题的放大，使一般民众也具备了思考的基点。后来孟子也用了这个思维模式，推己及人，推小及大，借由普通民众能够感受到的境遇，来设想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在一般中国人看来，家庭的血缘伦理是自然的，难以动摇的，不能在父子、兄弟的尊卑关系之间有任何苟且。由此扩大，政治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自然伦理”。我觉得这是一项高明的理论策略。
中国人的家庭伦理观念，与农耕文明有关。农耕文明不同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对游牧文明来说，马背是家，帐篷是家，远方有水草，那么远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海洋文明呢，永远在向往彼岸，彼岸在何方，可能永远不知道，因此可能回来，也可能永远不能回来。中国的农耕文明是精耕细作的文明，从春耕到秋收有好多程序，非常复杂。它延续的前提就是聚族而居，一家老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聚族而居就要讲究伦理结构，有了这种结构才能完成生产的程序和财物的分配，才能协调彼此的关系。孔子找到了这个结构，并把它扩充来治理天下。他的逻辑结构是从修身开始来齐家，然后是治国平天下。
孔子找到了一个起点，一个平台。例如中国民间信奉的第一道法规是孝，把对父母不孝的人骂成是“狼心狗肺”，也就是脱离了做人的最低限度。孔子就把这个关系推延到了君臣关系当中，也就是从“亲亲”直通“尊尊”，形成了整体的“治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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