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琳娜：我记得钱穆先生说，墨学的衰亡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墨家追求一种彻底的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而中国的文化类型，或者民族性里面很难彻底贯彻这样一种清教徒的信仰和生活方式。比如墨家讲“非乐”，不要音乐了;讲“节葬”，节俭葬礼，就连父母的丧礼也很苛刻，做得很彻底、很决绝，彻底斩断个人的家庭理念。这些思想和行为并不适应中国传统的社会形态。
‖余秋雨：我很高兴大家对墨家衰败原因能发表这么多高质量的意见。这个问题的学术分量很重，关及中国这片文化土壤对社会团体的容忍程度，以及社会团体和生态选择。我认为墨家的毛病出在极端化和权力化这两个方面。
极端化的弊端，我们在分析儒家的中庸之道时曾经讲了不少，墨家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过度地追求清教徒式的思想和行为，活生生地把自己逼到了一个很小的地盘上，成了“悬崖上的悲壮英雄”，失去了回旋的余地。例如，墨家的基本主张本来是面向底层民众的，但是，动不动就有多少年轻人集体自杀，这种行为就太不符合农耕社会家族伦理的普遍心理了，因此也突破了民众同情的底线，很难继续扩大队伍。
权力化的弊端，正是由团队的组织产生。虽然不是官场，却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制定规则、调配力量、执行纪律，这就使一个学派无法再在学理上创新发展而只能停步不前。正是在这一点上，墨家便远不如儒家的生生不息了。又由于权力，引起朝廷的警惕和防范，而自己又找不到足以维系团队生存需要的经济基础。这种严重的生存危机，墨家无法摆脱。
墨家无可挽回地衰微了，但这并不影响它的伟大。就连促使它加速衰微的那些因素，也包含着让人怦然心动的高贵。这又一次证明，伟大与成功无关。
我希望，我们能安排出时间，再讨论一次墨家。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1)
2009年09月25日17:19
‖余秋雨：今天，我要借着墨子和墨家，说一说现代文化思维上的一个大问题。必须指出，我们上次提到的墨家的衰微，是从传统历史学的意义上说的。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开，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上来考察，情况就大大不同了。
一个重大的思想流派，最后成果是它对民间社会的渗透程度。而对其中最重要的思想流派来说，则要看它在民族集体心理中的沉淀状况。墨子和墨家，只是衰微在政治界和文化界，丢失在史官的笔墨间，而对中华民族的集体心理而论，却不是这样。中国民间许多公认的品质并不完全来自儒家，似乎更与墨家有关。例如——
一、“言必信，行必果”的处世原则;
二、对朋友恪守情义，却又不沾染江湖气息;
三、对于危难中人，即使不是朋友，也愿意拔刀相助;
四、以最朴素、最实在的方式施行人间大道，不喜欢高谈阔论;
五、从不拒绝艰险困苦，甚至不惜赴汤蹈火;
……
请不要小看这些民间品质，它们虽然很少见诸朝廷庙廊、书斋文苑，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脾性”，与千家炊烟、万家灯火有关，与田头巷陌、槐下童叟有关。与它们相比，那些书籍记述，反倒浅薄。
这让我们想起一些现代武侠小说。它们正是把这种民间品质提炼成了现代成人童话，而广受华语读者的欢迎，拍成电影后也能让外国观众眼睛一亮。如果从历史学的刻板标准来衡量，它们好像缺少太多依据，但从民族精神的高度来衡量，它们反倒比历史学更真实。真的，墨家，更能吸引后世艺术家的兴趣。有人把这种武侠精神看成低俗，而我的想法正相反，一种游离于历史文本之外、却渗透在历史事实之中的民间精神潜藏，却在那里初露端倪。当然，只是初露端倪，而不是灿烂呈现。真正的灿烂呈现，有待于你们这一代，甚至你们的下一代了。
这种民间精神的最初概括，也曾见诸文本。我们今天讨论墨子的基本思想——“兼爱”和“非攻”。
“兼爱”的思想，和儒家的“仁爱”思想有所不同。在那个时代，儒家和墨家对此就有过很激烈的争论。《墨子》一书里面有许多批判儒家的内容，后来儒家的孟子对墨子也有过很严厉的批评。
哪位同学能简单说一说儒家和墨家在爱的问题上的主要差别?
‖丛治辰：墨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儒家的一些核心命题，其中对“仁爱”思想反对得尤其厉害。儒家讲究爱有差等，“亲
亲有术，尊贤有等”，也就是认为爱人要有亲疏厚薄的区别，而且是由己及人的关系，从爱我的亲人再到爱他人的亲人。墨家提倡“兼爱”，主张爱人要“远施周遍”，不应该有亲疏厚薄之分。
‖余秋雨：儒家恰恰不能接受“无差别之爱”，所以孟子很不客气地批评墨家说，你们难道能把一个陌生人当做自己的父亲那样来爱吗?难道能把父亲等同于陌生人吗?那岂不是取消父亲?取消父亲是“无父”，“无父”的人就是禽兽。这种批评很激烈，脱离了儒家温文尔雅的风貌，有点上纲上线了。那么，我要问大家，儒家如此强硬地讲究有等级的爱，原因何在?
‖王安安：儒家遵从周礼，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本来就是一套等级分明的价值与行为标准的体系。在这个体系的影响下，儒家的伦理观不可能不“爱有差等”。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2)
2009年09月25日17:19
‖王牧笛：我觉得儒家的很多思考是以“家”为起点的，墨家则像是从一种类似共产主义社会这样一个互敬互爱、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为思考出发点。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其实他们并没有在一个交锋点上。“仁爱”适合于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兼爱”更适合墨家学派这样一个由巨子领导的半宗教化的团队。
‖丛治辰：我认为儒家讲究有差等的爱，是源于现实可操作性的一种思考。爱这种东西是需要训练的，需要推此及彼，由近及远，因此自然产生一种级差。首先是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爱你的同事，然后再推远到爱陌生人。但如果不管是对一个陌生人，还是对一个熟悉的人，乃至对你的父母，你的爱都是同样的，做到“兼爱”了，即使不能断言你是虚伪的，那么其实也很难真正做到。
‖余秋雨：都说得很好。你们的水平，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简单理由”。“简单理由”也就是“基本理由”，很多学者抓不住，只能靠引经据典、晦涩言辞来掩盖。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
安安认为，儒家有等差的爱，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牧笛认为，出于他们对社会的关注重点;治辰认为，出于他们对于可操作性的设计。这三方面，都说到了儒家做这种选择的合理性，都没有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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