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说这个打坐台是玄类坐过的，只说是后人的纪念性修筑，这种说法有一种令人信赖的诚实。我开始相信他。
他还说，玄类不仅在这里停驻过，还讲过经。这一来我就长时间地赖在这个讲经堂里不愿离开了。讲经堂分两层，与中国式的庙宇有很大差别，全是泥砖建造，极其古朴。
爬上山坡后首头五左入一个拥挤的底层，四周密密地排着一个个狭小的打坐间，中间厅堂里则分布着很多打坐台，我们只能在打坐台之间的弯曲夹道中小心穿行。看得出来，坐在中间打坐台上的僧人，级别应该高一点，他们已经可以把个人小间里的打坐，挪移到大庭广众中来了。中间打坐台也有大小，玄奖的纪念座属于最大的一种。这一层的壁上还有很多破残的佛像，全都属于键陀罗系列，破残的原因可能很多，不引卜斥其他宗教的破坏，但主要是年代久远，自然风化。这些佛像有些是泥塑，有些由本地并不坚实的石料雕成，这与希腊、埃及看到的“大石文化”相比，有一种材质上的遗憾。这是没有办法的，一种从两河流域就开始的遗憾。
第二层才是真正讲经的地方。四周依然是一间间打坐听经的小间，中间有一个宽大平整的天井，便是一般听讲者席地而坐的所在。由此可知，拥有四周小间的，都应该是高僧大德，这与底层正好相反天井的一角有一问露顶房舍，现在标写着“浴室”, 当然谁也不会在庄严的讲堂中央洗澡，那应该是讲经者和呢并者用清水涤手的地方。
与讲经堂一墙之隔，是饭厅和厨房。当年僧人们席地而坐，就着一个个方石墩用餐，石墩还留下四个。饭厅紧靠山崖，山崖下是一道现在已经干涸的河流，隔河是.几座坡势平缓的山，据说当时米听讲的各地普通僧人，就在对面山坡上搭起一个个僧寮休息。
我们的玄奖，不必到山坡上去，一直安坐在底楼的打坐台上。待到有讲经活动扩也能拥有楼上的一小间。偶尔，在众人祟敬而好奇的目光中，以讲经者身份走到台前。
玄奖抵达键陀罗大约是公元六三O 年或稍迟，他是穿越什么样的艰难才到达这里的，我们在《 大唐西域记》 里已经读到过。他在大戈壁沙漠上九死一生的经历且不必说，从大戈壁到达键陀罗，至少还要徒步翻越天山山脉的腾格里山，再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及目前在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
这些山脉即便在今天装备精良的登山运动员看来也是难于逾越的世界级天险，居然都让这位佛教旅行家全部踩到了脚下。
当他看到这么多键陀罗佛像的时候立即明白，已经到了“j 匕天竺”，愉悦的心情可想而知。他把一路上辛苦带来的礼物如金银、续绢分赠给这儿的寺庙，住了一阵，然后开始向印度的中部、东部、南部和西部进发。这里是他长长喘了一口气的休整处，这里是他进人佛国圣地的第一站。
我在讲经堂的上上下下反复行走的时候，满脑满眼都是他的形象。我猜度着他当年的脚步和目光，很快就断定，他一定想到了法显。法显比玄奖早二百多年已经到达过这里，这位前代僧人的壮举，一直是玄类万里西行的动力。
法显抵达键陀罗国是公元四O 二年.这从他的《 佛国记》 中可推算出来。法显先是穿越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然后也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这里的。他比玄类更让人惊讶的地方是，玄奖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是三十岁，而法显已经六十七岁，法显出现在键陀罗国时是六十八岁，而这里仅仅是他考察印度河、恒河流域佛教文化的起点。
考察完后，这位古稀老人还要到达今天的斯里兰卡，再走海路到印度尼西亚，然后北上回国，那时已经七十九岁。从八十岁开始，他开始翻译带回来的经典，并写作旅行记《 佛国记》 ，直至八十六岁去世。
这位把彪炳史册的壮举放在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实在是月寸人类的年龄障碍作了一次最彻底的挑战。
站在键陀罗遗址中，我真为中国古代的佛教旅行家骄傲。中国文化的史记传统使他们保持了文字记述的习惯，为历史留下了《 佛国记》 和《 大唐西域记》 。现在，国历史学家也承认，没有中国人的这些著作，一部佛教史简直难于梳理。甚至连印度史，也要借这些旅行记来修订。
记得我和孟广美小姐坐在塞卡普遗址间聊天时，她曾奇怪，为什么这些融汇多种文明的浮雕中没有中华文明的信息?我说，喜马拉雅山和帕米尔高原太高，海路又太远，中华文明在公元前与这一带的关系确实还没有认真建立，但你可知道这些遗址是靠什么发现的?靠玄类的《 大唐西域记》 和法显的《 佛国记》 。
中国人的来到虽然晚了一点，但用准确的文字记载填补了这里的历史，指点了这里的蕴藏，复活了这里的遗迹。中国人终究没有缺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伊斯兰坚，夜宿从川iott 旅馆
远行的人们
在健陀罗故地寻找到法显和玄笑的足迹，我如此激动，还有一个更具体的原因：这是我们历险考察的长途中第一次在文化意义上的逆向幸遇。
我以前曾经说过，古代中国走得比较远的有四种人，一是商人，二是军人，三是僧人，四是诗人。
商人谋利，军人从命，他们的远行虽然也会带来一些文化成果，但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图却属于远行的僧人和诗人。
这四种人走路的远近也不一样。丝绸之路上的商人走得远一点，而军人却走得不太远，因为中国历代皇帝多数不喜欢万里远征。
那么僧人与诗人呢?诗人，首先提叨仔些边塞诗人，也包括像李白这样脚头特别散的大诗人，一生走的路倒确实不少，但要他们当真翻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帕米尔高原就不太可能了，即使有这种愿望，也没有足够的意志、毅力和体能。诗人往往多愁善感，遇到生命绝境，在精神上很可能崩溃。至于其他貌似狂放的文人，不管平日嘴上多么万水千山，一遇到真正的艰辛大多逃之夭夭，然后又转过身来在行路者背后指指点点。文人通病，古今皆然。僧人就不一样了。宗教理念给他们带来了巨人的能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更是不惜穿越生命绝境，去获取精神上的经典，因此就有可能出现惊天地、泣鬼神的脚步。
于是，能走远路的其实只剩下了商人和僧人，而具有明确文化意图的只有僧人。
我们这一路走来，曾在埃及的红海边想象古代中国商.人有可能抵达的极限，而在巴比伦和波斯古道，则已经可以判断他们千年之前明确无误的脚印。
千年之前，当其他古文明的马蹄刀剑挥酒千里万里的时候，中华文化还十分内向。终于有两个僧人走出，抱着精神文化的目的，要用中国文字来吸纳娜矽卜的智慧。我们与他们在键陀罗逆向遭遇，但接下来，却不再逆向，而是要追随他们去考察印度，即他f 门所说的佛教圣地天竺了。
在塔克西拉的山坡上我一直在掐指估算，法显和玄奖经历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实际上是插入了异国他乡的历史，那么，插人了人家的哪一段历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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