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0 年一月一日，尼泊尔至中国的边城掉木，夜宿樟木宾馆
尾声
进人国境后，日记停写，但已经形成的一种惯性一时停不下来，有了感受就想写下来告诉读者。那就由着它，再写几句吧。
经过这么一次考察，再来看国内的文化遗迹，产生了不同的目光。
例如，刀区天我又站在敦煌石窟前了。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最大吸纳就是佛教，但在吸纳过程中表现了自己的文化选择。敦煌造型与印度佛教形象的明显区别姑且不论，从大的角度着眼，它也证明了中国佛教的艺术化、景观化取向。也就是说，佛教走向中国的世俗民间，以美为中介。美使佛教通俗，又使它多义、自由、弹性，避免了它在自己故乡的不幸遭遇。
刚这么高兴地想着，眼前又出现了那个藏经洞。今年是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百年间这个小小的洞口吞吐了多少民族的伤感。我这次在其他几个文明古国看到，那里的远年遗迹大多也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的，有些文物也运到了西方博物馆，但那些国家好像没有我们那么伤感，有些遗迹边上还树立着西方考古学家的雕像。
怎么来看待这种差别呢?
答案也是这次考察给我的。不是由于中国人狭隘和小气，根本原因在于其他那些古文明早已中断，与后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再存在畅通的文化血缘关系，而中华文明未曾中断。因此，当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考古学家取走敦煌藏经洞文物，就像活生生从一个血脉连接的肌体上剁去一块，当然疼痛无比。何况在时间上，敦煌藏经洞发现前的八十天，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中华文明刚刚蒙受过奇耻大辱。因此对这个问题，当代的年轻评论者不能诊断导过于潇洒和轻松。
这个季节去敦煌很冷，我和曾静漪站在洞窟里常常冷得浑身打颤。编导黄晓燕小姐冻得鼻子上悬挂着涕水竞毫无感觉，被我们一再取笑。
见到吴小莉已经是车队进人四川之后的事了，我们一起去看三星堆。一个很难说清来龙去脉的古文明进比上，埋藏着无数美丽而怪异的高难度金属铸品，如果不是去了挖掘现场，儿乎会怀疑它的真实性。但是考察过那么多文明古国遗址之后，我心中对早期人类的生态流脉，已有了更自由的设想。
考占学者和历史学家们企图把一切新发现的事物纳人已发现的逻辑，但事实证明这种追溯的企图最容易导致穿凿附会。克里特文明果真来自埃及?埃及文明果真来自两河?… … 都只是依稀朦胧，难以断论。
中国古人太喜欢记录历史，这是优点，但一切历史太明晰了，反倒i 仁人生疑。有这么一个奇奇怪怪的三星堆，让我们约略知道李白《蜀道难》 中“蚕丛及鱼尧，开国何茫然”的诗句并非随意，知道屈原描述过的楚巫之美有遥远的源头，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应该有大量千姿百态的文明群落，这就够了。
一切伟大都有点神秘，留下一点神秘，也就是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点继续开掘和解释的可能性，实在很好。
另一件与吴小莉一起做的事是去四川大学与大学生见面。
这是我们回国后第一次见到大学生。在国外险峻的长途上，憋了很多话，总想找一个场合倾吐，最佳的倾吐对象似乎是大学生。
四川大学的学生们热情洋溢，听说我们下午要来，上午就来占位置了。结果，挤得人山人海，连校长、副校长也只能埋在无数站立着的人群背后的墙角。我主讲，除小莉外，郭谨和多数队员都在场。
学生们有很好的感受力，声声大笑，轻轻擦泪。只可惜演讲的时间实在不够。
约好以后有机会再讲，我们从密密层层的人海里挣扎出来。
刚刚松一口气，一群记者包围上来，提出连珠炮般的问题：
“有人说，你们这次出去是因为中国加人不了西方的富人俱乐部，是要扭泥作态地去组建一个老人俱乐部，对吗?"
“你出发后国内突然有好多人发表文章骂你.你准备什么时候反击?"
“有人批评你在岳麓书院演讲中揭露盗版有失风度，请回应!"
“有人发表文章说，电视台就是广告商，作为一个文化人与他们联姻，合适吗?"
这些问题其实与四川记者无关，他们只是转述和询问罢了，但我还是抱头逃奔，只是为了不让我的伙伴们听见。这些伙伴，一路上不知受了多少苦，都成了我的生死之交，现在旅程还没有结束，如果知道已经有人在报纸上如此说话，真不知会有什么粗犷的反应。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住拐寸它们的出现又似乎全部知道。它们让我快速地明白，我真的回来了。
它们的出现不会改变我考察的结论，也不会影响我要向海内外同胞报告对中华文明重新认识的好心情。但是明显的反差毕竟存在，而这种反差也关及文化。
其实几平所有的中国r 人都深有感触：只要有人走了一条比较艰险的路，做了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情，立即总会被一些声音所掩埋。因此，很多人就会一再地对着中华文明发问：你那么伟大，为什么又那么使人劳累?
刘长乐先生昨天送给我一本叫《 东方主义》 的书，我随手一翻就读到一段话，是一个叫约翰一布侃(如hn B uchan )的人在一九二二年说的：
你有没有想过中国的例子?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好头脑，却被空洞花哨的玩意弄得创意殆尽，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驱策的力量，因此所有努力加起来全足一场空，全世界都因此耻笑他们。
这是一九二二年，布侃先生不知道中国的过去和后来。中华文明的力量，不在于永远不被人耻笑，而是迟早会结束被人耻笑的状态。
但是，这段话中有一些关节仍然值得注意。我们在考察途中一再赞叹中国古代对于“外伤”(如远征、被奴役等)的努力避免，而这段话则描述了一个“内耗”结构。在这个结构中，聪明的头脑加在一起必定什么也不是，互相攻陷的理由又必定是空洞又花哨。
怎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
我想起了已故的文化学者梁漱溟先生的一个说法。/又十年代中期年逾九十的梁先生在一个文化讲习班上发言。说他不赞成“中国进步太慢”的说法，因为慢也会积累进步，但按中国传统文化的程序，再过多少年也造不了飞机和卫星，因此关键不是慢，而是走了岔道，没把心思放在物质文明上，而是放到了人际关系、人伦关系上了。一开始把心思放在人际关系和人伦关系上并没有什么不好。两千五百年前，希腊哲人在大海边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思考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岁别可边思考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这种人世态度显得那么通俗和健康，这至少也是它长寿的重要原因。但是，由于太重视人际关系，两千多年下来，人际关系也就成了一种重要的生存资源。是资源必然引起争夺，争夺的主要方法是毁损对方的“人脉”和名誉，这就从正道变成了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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