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她走了。身上既有武艺，又有钱财，她认为无所畏惧了。这与她两年前离家出走时的情景相比，判若天壤。但她哪里知道，生在当时，武艺并没有正当用处，而师傅的那点钱，真正用起来才发觉非常有限。大概也就省吃俭用地过了一年多日子吧，她又山穷水尽。
在还有最后一点钱的时候，她都没有下决心在社会上偷盗，可见在她本性深处，还有隐潜的行为控制力。到了一九七一年十月底，她实在身无分文了，便决定以武艺自救。她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在铁路运输线上偷盗货车的办法。不对行人拦路抢劫，更不上门打家劫舍，因为这会直接损害到个人，而当时铁路上的货车，所运的都是国营企业的大宗物资，挖一点小零碎下来供自己聊以度日，她不觉得有太大罪过。这是在没有法制的年代，一个女孩子凭自己的良知傻想出来的一条是非界限。
与现在的车匪路霸相比，她在货车上偷盗的数量确实很小。开始是偷了两纸箱塑料拖鞋，第二天她自己在路边一双双叫卖，按当时的物价，每双也就是几角钱吧。比较大的一次，是从货车上偷下了一大盒上海牌手表，这在当时可不算个小数字了。
也许在那个时代，飞车偷盗的人几乎没有，因此她才出手几天就成了警方的追缉对象。这一追缉，她的惊世骇俗的武艺就表现出来了。
警察们看见，在飞驰的列车上，她纵身上上下下，轻松得像在跳舞一般，还故意展现出几个身姿，完全是一种享受。有一次她稍没留神被一群警察包围住，束手就擒，但哪里想得到，就在很多男女刑警的严密看押下，她居然嫣然一笑，跃身蹿出屋顶盖板，立即不见了踪影。
如此神奇的本事出自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而这个女孩子似乎故意在逗着玩，这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了警方。有关部门于是下令，在九条铁路干线的几十趟列车上布下天罗地网，捉拿来莲萍。但是，好像谁也不是她的对手，经过几个回合，那些高大而强健的警察们叹息道："从来没有看到和想到，世界上竟有反应如此敏捷的角色!"
最终，她还是没有被捉到。不知在第几次纵身逃逸时，一个神枪手击中了她。
她的死亡，离她决心飞车偷盗，仅仅一个月。她的罪行，她的武艺，都发生在这一个月中。仅仅一个月的调皮捣蛋就震惊全国，震惊的不是她的罪行而是她的武艺，这也实在让人眼睛一亮的了。
当警方领略了她的武艺，再想起她师傅的遗言，说她"已学到一定程度"，不能不重新仰望起那位高僧来。"一定程度"已经这样子了，高僧本人会是怎样的呢?嘿，穷乡僻壤的破落小庙，真不可小瞧了。
然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是女主角宋莲萍。这位中学教师的女儿，这位"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这位孤苦伶仃靠自己闯荡世界的可怜姑娘，怎么会用两年时间就学成如此高强的本领?在一个没有舞蹈的年月她无处展现自己的生命节奏，便迷上了一列列飞驰的列车。说她是盗贼，也可以，但我却总是于心不忍。首先，是谁偷盗了她的青春，偷盗了她求学的机会，偷盗了她的伦理亲情?她为了糊口，确实偷盗过一些塑料拖鞋、国产手表之类，但她从未损害过任何个人。她有死罪吗?既然没有，那又是谁，偷盗了她的生命?当然，我不是指那个应命而来的神枪手。
她若生得早一点，可能是名震远近的荒江女侠;她若生得晚一点，也可能是哪项国际比赛中的女子冠军。只可惜，她生在不该有如此出色的身手的年代。一切出色都是一种危险，出色在不合时宜的地方，就一定会蜕变成一种过失，甚至过错。那么，倒过来的道理便是：很多过失和过错，其实只是一种不合时宜的出色。
今天细想起来，宋莲萍最让人伤心的地方是：从出走到死亡，每走一步都找不到任何一个人可以商量。她实在太孤独了。
我们现在还有机会看到公安机关的档案里当时记录的宋莲萍的外貌：高挑身材，鹅蛋型脸，弯眉挺鼻，非常漂亮。
如果活到今天，也就是四十余岁吧。
她的可怜的父母亲，应该还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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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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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色的疑问
"文革"旧案中，有一个叫刘学保的假英雄特别让人恶心。他在二十余年后受到法律的严惩，证明岁月悠悠，公理自在。
事情说来话长。据他自己说，某一天，他与一个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搭班巡夜，突然发觉那个人居然安放好了炸药包准备炸一座大桥，他意识到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立即冲上去搏斗，打死了那个阶级敌人，自己也负了伤，大铁桥终于保住了。于是他成了当时著名的英雄，全国许多报纸进行了宣传和颂扬。有一篇报道还进入了小学语文课本，当年的小学生现在也已进入中年，如果记性好一点，或许还能记得这个名字。
但是，此案从一开始就有现场勘察人员提出一系列疑问，例如：为什么英雄指认的地方根本放不下一个炸药包?谁会用这么一点点炸药炸大桥?这样一个地方能够搏斗起来吗?如此等等。
可惜那是一个迫切需要敌人与英雄、破坏与搏斗的时代，一切疑问立即被淹没掉了。更重要的是，这种怀疑万一成立，名扬远近的英雄立即成为一个杀害无辜的凶犯，中间不存在其它可能。狂热的时代其实是最虚弱的，完全没有力量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的颠倒，因为一旦颠倒就意味着一系列整体社会观念的破灭，后果远远超出事件本身。
既然牵一发足以动全身，那么大家也就小心翼翼地不敢去动那根头发了。很多貌似堂皇的邪恶甚嚣尘上，正与这种逻辑怪圈有关。中国人无数次地遇到过某种观念需要寻找证据的情况，越是经不起推敲的观念越是需要寻找，到后来寻找变成了呼唤，呼唤变成了引诱，引诱变成了培植。
如果从大背景上看刘学保的案件，那简直就是"文革"思维的一个拙劣造型。
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有人试问，中国人都过着挺艰难的日子，温饱都成问题，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答曰有阶级敌人;再问，有阶级敌人也很正常，为什么如此大张旗鼓?答曰阶级敌人多得不可胜数，城市乡村都有，白天黑夜都有，没准晚上巡夜，都能碰上一个，由此非大张旗鼓不行;提问者还是不解，说姑且是这样吧，但这些阶级敌人又没有掌握政权，处于严密监控之下，你们有必要继续剑拔弩张吗?答曰阶级敌人已经混到我们巡逻的队伍中来了，而且正要拿炸药炸大桥，千钧一发，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于是，刘学保应运而生。他完全是一个"主题先行"的概念化"作品"。但是，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体现主题，越奇异反而越风靡。
然而，即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学保的案件也显得触目惊心。因为它已不属于当时传染全国的群体性痴迷，而是在黑夜荒野，两个个体生命之间的生死玄秘。刘学保为了个人名声，不惜以别人的鲜血来证明血腥的必要，实在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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