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_余秋雨【完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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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几个上海人到外地去,往往也显得十分触目,即使他们并不一定讲上海话。

  一来二去,外地人恼怒了。几乎全国各地,对上海人都没有太好的评价。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世俗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全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着上海人。各地文化科研部门往往缺不了上海人,上海的轻工业产品用起来也不错,上海向国家上缴的资金也极为可观,可是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既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这些年,外地人富起来了,上海人精明到头还是十分穷困。这很让人泄气。去年有一天,在上海的一辆电车上,一个外地人碰碰撞撞干扰了一位上海妇女,象平时每天发生的一样,上海妇女皱一下眉,轻轻嘟囔一句:“外地人!”这位外地人一触即发,把历来在上海所受的怨气全都倾泄出来了:“我外地人怎么了?要比钱吗?我估量你的存款抵不上我的一个零头;要比文化吗?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大学毕业生!”是啊,上海人还有什么可骄傲的呢?听他讲罢,全车的上海人都发出酸涩的笑声。

  上海人可以被骂的由头比上面所说的还要多得多。比如,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的政治恶棍是从上海发迹的,你上海还有什么话说?不太关心政治的上海人便惶惶然不再言语,偶尔只在私底下嘀咕一声:“他们哪是上海人?都是外地来的!”

  但是,究竟有多少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真正地道的上海人就是上海郊区的农民,而上海人又瞧不起“乡下人”。

  于是,上海人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尴尬。这种尴尬远不是自今日起。依我看,上海人始终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

  剖视上海人的尴尬,是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沉重课题。荣格说,文化赋予了一切社会命题以人格意义。透过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人格,我们或许能看到一些属于全民族的历史课题。

  我们这个民族,遇到过的事情太多了,究竟是一种什么契机,撞击出了上海文明?它已紧缠着我们走了好一程,会不会继续连结着我们今后的路程?

  上海前些年在徐家汇附近造了一家豪华的国际宾馆,叫华亭宾馆,这个名字起得不错,因为上海古名华亭。明代弘治年间的《上海县志》称:

  “上海县旧名华亭,在宋时,番商辐续,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元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也。”

  因此,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但是,这与我们所说的上海文明基本不相干。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是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他的墓,离华亭宾馆很近。两相对应,首尾提挚,概括着无形的上海文明。

  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这位聪明的金山卫秀纔,南北游逛,在广东遇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一聊起来,十分融洽,徐光启开始知道了天主教是怎么回事。这年他34岁,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宗教精神早已沈浸很深,但他并不把刚刚听说的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也不仅仅作为一种域外知识在哪篇著作中记述一下而已,而是很深入地思考起来。他并不想放弃科举,4年后赴北京应试,路过南京时专门去拜访更著名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询问人生真谛。以后又与另一位传教士罗如望交给,并接受他的洗礼。

  洗礼后第二年,徐光启考上了进士,成了翰林院庶吉士,这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来说已跨进了一道很荣耀的门坎,可以安安心心做个京官了。但这个上海人很不安心,老是去找当时正在北京的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已远远超出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其中,他对数学兴趣最大,穿着翰林院的官服,痴痴迷迷地投入了精密的西方数学思维。不久,他居然与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大套《几何原本》,付诸刊行。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离鸦片战争的炮火还有漫长的230多年光阴。

  这个上海人非常善于处世,并不整天拿着一整套数学思维向封建政治机构寻衅挑战,而是左右逢源,不断受到皇帝重用。《几何原本》刊行20年后,他竟然做了礼部侍郎,不久又成了礼部尚书。获得了那么大的官职,他就正儿八经地宣扬天主教,提倡西方科学文明,延聘重用欧籍人士,忙乎了没几年,劳累而死。徐光启死后,崇祯皇帝还“辍朝一日”,以示哀悼,灵柩运回上海安葬。安葬地以后也就是他的家族世代汇居地,开始称为“徐家汇”。徐光启至死都是中西文化的一种奇异组合:他死后由朝廷追封加溢,而他的墓前又有教会立的拉丁文碑铭。

  开通、好学、随和、机灵,传统文化也学得会,社会现实也周旋得开,却把心灵的门户向着世界文明洞开,敢将不久前还十分陌生的新知识吸纳进来,并自然而然地汇入人生。不像湖北人张居正那样为兴利除弊深谋远虑,不像广东人海瑞那样拼死苦谏,不像江西人汤显祖那样挚情吟唱,这便是出现在明代的第一个精明的上海人。

  人生态度相当现实的徐光启是不大考虑自己的“身后事”的,但细说起来,他的身后流泽实在十分了得。他的安葬地徐家汇成了传播西方宗教和科学文明的重镇。著名的交通大学从上一世纪末开始就出现在这里,复旦大学在迁往江湾之前也一度设在附近的李公祠内。从徐家汇一带开始,向东延伸出一条淮海路,笔直地划过上海滩,它曾经是充分呈现西方文明的一道动脉,老上海高层社会的风度,长久地由此散发。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要把上海文明分个等级,最高一个等级也可名之为徐家汇文明。

  徐光启的第十六代孙是个军人,他有一个外孙女叫倪桂珍,便是名震中国现代史的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远远地继承了先祖的风格,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且仍然擅长数学。她所哺育的几个女儿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巨大影响,可看作徐光启发端的上海文明的一次重大呈示。

  这一包涵着必然历史逻辑的传承系脉,在今天常常被现实喧闹湮没得黯淡不清。前不久读一本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宋美龄传》,把宋氏三姐妹崇敬的远祖写成“文廷匡”,百思而不知何人。追索英文原文,原来是“文定公”,徐光启的溢号。忘记了徐光启倒是小事,怕只怕上海文明因失落了远年根基而挺不起身。

  曾使上海人一度感到莫名欣慰的,是偶尔在收音机里听到宋庆龄女士讲话,居然是一口地道的上海口音。连多年失去自信的上海人自己也有点不习惯:一代伟人怎么会是上海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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