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_余秋雨【完结】(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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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广州

  终究还得说说广州。

  前年除夕,我因购不到机票,被滞留在广州、许多朋友可怜我,纷纷来邀请到他们家过年。我也就趁机,轮着到各家走了走。

  走进每家的客厅,全是大株鲜花。各种色彩都有,名目繁多,记不胜记。我最喜欢的是一株株栽在大盆里的金桔树,深绿的叶,金黄的果,全都亮闪闪的。一位女作家顺手摘下两枚,一枚递给我,一枚丢进嘴里。她丈夫笑着说:“不到新年,准被她吃光!”而新年就在明天。

  那天下午,几位朋友又来约我,说晚上去看花市,除夕花市特别热闹;下午就到郊区去看花圃。到花圃去的路上,一辆一辆全是装花的车。广州人不喜爱断枝摘下的花,习惯于连根盆栽,一盆盆地运。许多花枝高大而茂密,把卡车驾驶室的顶都遮盖了,远远看去,只见一群群繁花在天际飞奔,神奇极了。这些繁花将奔入各家各户,人们在花丛中斟酒祝福。我觉得,比之于全国其它地方,广州人更有权利说一句:春节来了!

  可惜,从花圃回来,我就拿到了机票,立即赶向机场,晚上的除夕花市终于没有看成。

  在飞机上,满脑子还盘旋着广州的花。我想,内地的人们过春节,大多用红纸与鞭炮来装点,那里的春意和吉祥气,是人工铺设起来的。唯有广州,硬是让运花车运来一个季节,把实实在在的春天生命引进家门,因此庆祝得最为诚实、最为透彻。

  据说,即便在最动荡的年月,广州的花市也未曾停歇。就像广州人喝早茶,天天去,悠悠然地,不管它潮涨潮退、云起云落。

  以某种板正的观念看来,花市和早茶,只是生活的小点缀,社会大事多得很,哪能如此迷醉。种种凌厉的号令远行千里抵达广州,已是声威疏淡,再让它旋入花丛和茶香,更是难以寻见。“广州怎么回事?”有人在吆喝。广州人好像没有听见,嘟哝了一声很难听懂的广州话,转身唤了嗅花瓣,又端起了茶盏。

  广州历来远离京城,面对大海。这一方位使它天然地与中国千年封建传统构成了逆反。千里驿马跑到这里已疲倦不堪,而远航南洋的海船正时时准备拔错出发。

  当驿马实在搅得人烦不胜烦的时候,这儿兀兀然地站出了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孙中山,面对北方朗声发言。一时火起,还会打点行装,慷慨北上,把事情闹个青红皂白。北伐,北伐,广州始终是北伐的起点。

  北上常常失败。那就回来,依然喝早茶、逛花市,优闲得像没事人一样,过着世俗气息颇重的情感生活。

  这些年,广州好像又在向着北方发言了,以它的繁忙,以它的开放,以它的勇敢。不过这次发言与以前不同,它不必暂时舍弃早茶和花市了,浓浓冽冽地,让慷慨言词拌和着茶香和花香,直飘远方。

  像我这样一个文人,走在广州街上有时也会感到寂寞。倒也不是没有朋友,在广州,我的学生和朋友多得很,但他们也有寂寞。我们都在寻找和期待着一种东西,对它的创造,步履不能像街市间的人群那样匆忙,它的功效,也不像早茶和花市,只满足日常性、季节性的消耗。

  牌 坊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许多牌坊。

  青山绿水,长路一条,走不了多远就有一座。高高的,全由青石条砌成,石匠们手艺高超,雕凿得十分细洁。顶上有浮饰图纹,不施彩粉,通体干净。鸟是不在那里筑窝的,飞累了,在那里停一停,看看远处的茂树,就飞走了。

  这算是乡间的名胜。夏日,凉沁沁的石板底座上总睡着几个赤膊的农夫,走脚小贩摆开了摊子,孩子们绕着石柱奔跑。哪个农夫醒来了,并不立即起身,睁眼仰看着天,仰看着牌坊堂皇的顶端,嘟哝一声:“嗐,这家有钱!”走脚小贩消息灵通,见多识广,慢悠悠地接口。有一两句飘进孩子们的耳朵,于是知道,这叫贞节牌坊,哪个女人死了丈夫,再不嫁人,就立下一个。

  村子里再不嫁人的婶婶婆婆多得很,为什么不来立呢?只好去问她们,打算把牌坊立在哪里。一阵恶骂,还抹下眼泪。

  于是牌坊变得凶险起来。玩完了,也学农夫躺下,胡乱猜想。白云飘过来了,好像是碰了一下牌坊再飘走的。晚霞升起来了,红得眼明,晚霞比牌坊低,牌坊比天还高,黑阴阴的,像要压下来。闭一闭眼睛再看,天更暗了,牌坊的石柱变成长长的脚,有偏长的头,有狭狭的嘴。一骨碌爬起身来,奔逃回家。

  从此与牌坊结仇,诅咒它的倒塌。夜里,风暴雨狂,普天下生灵颤栗,早晨,四野一片哭声。庄稼平了,瓦片掀了,大树折了,赶快去看牌坊,却定定地立着,纹丝不动。被雨透透地浇了一遍,被风狠狠地刮了一遍,亮闪闪地,更精神了。站在废墟上。

  村外有一个尼姑庵,最后一个尼姑死于前年。庵空了,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先生,说要在这里办学堂。后来又来了几个外地女教师,红着脸细声细气到各家一说,一些孩子上学了。学了几个字,便到处找字。乡下有字的地方太少,想牌坊该有字,一座座看去,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因此傻想,要是那个走脚小贩死了,谁还知道牌坊的主人呢?

  幸好,村子里还有一个很老的老头。老头家像狗窝,大人们关照不要去,他是干盗墓营生的。有个晚上他又与几个伙伴去干那事。黑咕隆咚摸到一枚戒指,偷偷含在嘴里。伙伴们听他口音有异,都是内行,一阵死拳,打成重伤,吐出来的是一枚铜戒,换来焦饼10张。从此,孩子们只嫌他脏,不敢看他那嘴。但是,他倒能说牌坊许多事。他说,立牌坊得讲资格,有钱人家,没过门的姑娘躲在绣房里成年不出,一听男方死了,见都没见过面呢,也跟着自杀;或者……

  都是小阿子听不懂的话。只有一句听得来神,他是低声说的:『真是奇怪,这些女人说是死了,坟里常常没有。”

  乡下的孩子,脑袋里不知装了多少猜不透的怪事。谁也解答不了,直到呆呆地年老。老了,再讲给孩子们听。

  管它无字的牌坊呢,管它无人的空棺呢,只顾每天走进破残的尼姑庵,上学。

  尼姑庵真让人吃惊。进门平常,转弯即有花廊,最后竟有满满实实的大花圃藏在北墙里边。不相信世间有那么多花,不相信这块熟悉的土地会挤出这么多颜色。孩子们一见这个花圃,先是惊叫一声,然后不再作声,眼光直直的,亮亮的,脚步轻轻的,悄悄的,走近前去。

  这个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这群孩子只要向它投了一眼,立时入魔,一辈子丢不下它。往后,再大的花园也能看到,但是,让幼小的生命第一次领略圣洁的灿烂的,是它。它在孩子们心头藏下了一种彩色的宗教。

  女教师说,这些花是尼姑们种的。尼姑纔细心呢,也不让别人进这个小园,舒舒畅畅地种,痛痛快快地看。

  女教师说,不许把它搞坏。轻轻地拔草,轻轻地理下脚篱,不许把它碰着。搬来一些砖块砌成凳子,一人一个,端端地坐着,两手齐按膝盖,好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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