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作出比较平稳的猜测了。
看管半山藏书楼的老大爷已经连续问了我三次:“这么艰深的古书,这么枯燥的杂志,你那么年轻,怎么有耐心几个月、几个月地看下去?”
前两次我只是笑笑,等到问第三次时,我作了回答。
我说:“大爷,只要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大疑问,看古往今来的相关争论,然后加入自己的判断和猜测,这就像看一场长长的球赛,看着看着自己也下场了,非常有趣。”
其实,这也就是我初步建立的学术路线。
四
我当时对黄帝的猜想,只能是粗线条的。因为半山藏书楼虽然有不少书籍,但毕竟有限。
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在这之前,中国大地还处于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后代就把各项文明的开创之功,都与他联系在一起,贴附在他身上,并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这并不是说,华夏文明由他开始,而只是说,决定华夏文明之成为华夏文明的那个关键历史阶段,以他为代表。
黄帝出生在哪里?肯定不是巴比伦,而是在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这就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他的部落一直在战争中迁徙,所谓“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有关黄帝出生地的说法倒是有好几种,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经过仔细比较,陕西、河南两地似乎更有说服力。而我个人,则倾向于河南新郑,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可以对应起来。
黄帝有一个“生死冤家”,那就是炎帝。
历来有不少人认为,炎帝就是神农氏,但也有人说,他只是神农氏时代的最后一位首领。炎帝好像出生在陕西,后来也到河南来了,并且衍伸到了长江流域。
黄帝和炎帝分别领导的两个部落,在当时是最显赫的。
炎帝的主要业绩比较明确,那就是农业。他带领人们从采集野果、捕鱼打猎的原始生态,进入到农业生态,开始种植五谷菜蔬,发明了“火耕”的方法和最早的耕作农具。他也触及了制陶和纺织,还通过“尝百草”而试验医药。显然,炎帝为这片土地的农耕文明打下了最初的基础。
相比之下,黄帝的业绩范围就扩大了很多。除了农业,还制作舟、车,养蚕抽丝,制玉,做兵器,并开始采铜,发明文字和历法。
由此作出判断,黄帝应该比炎帝稍稍晚一点。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黄帝可以有多余的财富来做一些文明等级更高的事情了。这样,后来他们发生军事对峙,也就各自代表着前后不同的历史痕迹。简单说来,黄帝要比炎帝进步一点。所谓“轩辕之时,神农世衰”,就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在我的猜想中,炎帝和平务实,厚德载物;而黄帝,则气吞山河,怀抱千里。
据《 商子 》记载,在炎帝的部落里,“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于王”。这实在是一个让后人永远向往的太平世道。《 庄子 》也有记,说那个时期“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按《 庄子 》的说法,那还是一个“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其实,从其他种种迹象判断,那已经是一个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的时代。
黄帝就不一样了。男性的力量大为张扬,温柔的平静被打破,试图追求一种更加宏大的平衡。《 五帝本纪 》说黄帝“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抚万民,度四方”,俨然是一位骑在战马上俯瞰原野的伟大首领。
黄帝所达到的高度,使他产生了统治其他部落的雄心。这在大大小小各个部落互相杀伐的乱局中,是一种自然心理。而且,从我们今天的目光看去,这也是一种历史需要。
大量低层次的互耗,严重威胁着当时还极为脆弱的文明底线,因此急于需要有一种力量来结束这种互耗,使文明得以保存和延续。于是,一种鸿蒙的声音从大地深处传出:王者何在?
这里所谓的“王者”,还不是后世的“皇帝”,而是一种不追求个人特权,却能感召四方、平定灾祸的意志力。但是,这种意志力在建立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无数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往往是与自己旗鼓相当、势均力敌的强者。对黄帝而言,第一是炎帝,第二是蚩尤。
炎帝的文明程度也比较高,历来也曾收服过周边的一些部落,因此很有自信,不认为自己的部属必须服从黄帝。
就自身立场而言,这种“保境安民”的思维并没有错,但就整体文明进程的“大道”而言,却成了阻力。而且,在这个时候,他的部落已经开始衰落。
黑格尔说世上最深刻的悲剧冲突,双方不存在对错,只是两个都有充分理由的片面撞到了一起。双方都很伟大和高尚,但各自为了自己的伟大和高尚,又都无法后退。
黄帝和炎帝,华夏文明的两位主要原创者,我们的两位杰出祖先,终于成了战争的对手。
作为他们的后代,我们拉不住他们的衣袖。他们怒目相向,使得一直自称“炎黄子孙”的我们,十分尴尬。但说时迟那时快,他们已经打起来了。
不难想象,长年活动在田野间的农具发明家炎帝,必然打不过一直驰骋在苍原上的强力拓展者黄帝。这个仗打得很惨。
惨到什么程度?只知道,从此中国语文中出现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用语:“血流漂杵”。杵,舂粮、捶衣的圆木棒。战场上流血太多,把这样的圆木棒都漂浮起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场面!
这场战争出现在中国历史的入场口,具有宏大的哲学意义。它告诉后代,用忠奸、是非、善恶来概括世上一切争斗,实在是一种太狭隘的观念。很多最大的争斗,往往发生在文明共创者之间。如果对手是奸佞、恶棍,反而倒容易了结。长期不能了结的,大多各有庄严的持守。
遗憾的是,这个由炎黄之战首度展示的深刻道理很少有人领会,因此历来总把一部部难于裁断的伤痛历史,全然读成了通俗的黑白故事。
黄帝胜利后,他需要解释这场战争,尤其是对炎帝的大量部族和子民。他对于死亡了的炎帝动用了一个可重可轻的概念:无道。至少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不是说炎帝没有道德,而是说炎帝没有接受黄帝勇任王者的大道。
这种说法延续了下来。贾谊的《 新书·益壤 》记载:
炎帝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诛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
这样的记载猛一读,会对炎帝产生负面评价,其实是不公平的。
这里所说的涿鹿之野,应为阪泉之野,涿鹿之野是后来黄帝战胜蚩尤的地方。黄帝战胜蚩尤的事,另是一番壮阔的话题,容我以后有机会再仔细说一说。而且,一定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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