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同孙中山的冲突爆发后，资产阶级需要考量自身利益。他们必须小心翼翼，不敢公开表示亲近或敌视谁。动荡的局面让资产阶级变得短视。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起，其革命性与妥协性总是相伴相生。
在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一些资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业投资的同时，不放弃土地或其他封建剥削。电视剧《橘子红了》里的老爷在城里面有买卖，乡下还有橘园一大片，如果卖了橘园，把钱投资在工业上不是更好吗?但他认为土地最保险，最起码，地价肯定是不断地涨，不可能有跌的时候。万一工厂经营不下去了，我就把工厂给卖了，绝对不会把地卖了。他就没想过战争一旦爆发了，土地没法背着跑，工厂的机械设备装船运走，到了大后方租几间房又能干起来。小日本一来，这地就全都没了，所以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很要命。你看比尔?盖茨再有钱，不会说拿着去搞房地产。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不起来，“以末置财，以本守之”，造成了在发展中缺乏资金。
第7节 新思潮在涌动
复古那一把火
帝国主义列强是不支持袁世凯称帝的，袁世凯印了日历送给各国使馆，日历上写的是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人家都不要，人家就要民国五年的日历。尤其是日本最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日本认为袁世凯一称帝中国就统一了，中国统一对于日本是不利的，它希望中国闹哄哄的才好。中国政治上的混乱局面，迫使先进知识分子加快脚步寻找新的出路。资本主义经济短暂的发展，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为了抵制和对抗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运动。
1913年后，袁世凯接连发布《尊孔令》、《祭孔令》，并组织了“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的活动。袁世凯并非粗人一个，他知道要把经过革命震动的旧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巩固独裁统治，单靠恐怖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尽力使人们不再相信革命。他要与民主主义学说对抗，赶走这洪水猛兽，剔除社会动荡不安的思想根源。袁世凯处心积虑地要抑制时代潮流，他所使用的武器，便是经过他改良的孔孟之道。
袁世凯认为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的特性，为立国的精神，他还亲自跑到孔庙拜祭。据当时的记者报道，完全是旧时代帝王尊孔祭天的翻版。袁世凯从始至终，三跪九叩不敢有任何懈怠。借此机会，不少遗老遗少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唱赞歌。袁世凯自己也就理直气壮地“顺天”而为。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黎叔是湖北人，参与了北洋水师对日的作战，曾多次去日本考察，后随张之洞回湖北，参与训练新军。当年黎元洪对革命万般仇恨，不断企图肃清附近的革命活动，杀害革命党人。武昌起义后，革命形势陡转直下，黎元洪躲了起来，最后还是被革命党人找到。革命党人正在物色一个蜚声中外的领袖人物做统领，黎元洪刚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选。
出于对革命成果的震惊和不合作就会被处决的胁迫，黎元洪担任了湖北都督，后来在南京政府中任职。黎元洪出任总统时，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要求中国参战。日、美两国都希望能够操纵中国参战而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日本极力拉拢段祺瑞，美国支持黎元洪，国务院同总统府之间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府院之争。段祺瑞甚至通过张勋复辟帝制，以求达到自己掌权的目的。但是复古不过是一股逆流，挡不住革新的呼声，张勋复辟很快夭折。孙中山把国会和约法看作共和国的真谛，举起了护法运动的大旗。
护法运动指1917年-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而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中国自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后，就被动地经历着撞击带来的剧痛。海防时期，魏源开其端绪，徐继畲接受新知识之滥觞，提倡研究地理之学。洋务时期，学习西方的技术练兵为先，后期洋务论转而成为时务论。维新时期，革新从朝廷转向民间普遍宣传，人人都感觉有改革之必要。但治其标不治其本。三民主义，集中国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对科学主义迎头赶上，对民族主张心理建设。新文化运动主张全盘西化，介绍西方文艺、哲学、经济，了解西方文化，却对中国社会认识不清。
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工业化更进一步，先学人家的什么?技术!结果甲午一战证明光学技术不好使，同样的洋枪快炮，同样的铁甲战船就是干不过小日本，于是开始学制度。学制度又有问题了，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好，这么好的制度怎么一拿到中国来就变样?君主立宪各国都搞，到中国弄出个预备立宪皇族内阁，搞共和。大总统来一个下一任总统由我指定。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琢磨，最该彻底改变的是中国人的思想。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袁世凯的复古思想相对立，西方民主、科学思想是新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活动基地。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维新变法后，慈禧太后没把它废除。1912年民国建立后，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老师都是前清的举人、进士或翰林，上课主要教“学而优则仕”，学生读书的目的是将来出来做官。那时候的北京大学跟衙门差不多。北大有一个特别有名的教授，精通九国语言的辜鸿铭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辜先生是出生在南洋的华侨，在西洋上学，太太是日本人，多年担任张之洞的幕僚，毕生效忠清廷，一直到民国都没剪过辫子。他自己讲：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辜先生认为纳妾、缠足，都是中国的国粹。他见到英国人就拿英语骂，见到法国人拿法语骂，见到德国人就拿德语骂，北大一帮洋教授都被他骂得服服帖帖，成为北大一景。
后来蔡元培先生来到北大任校长，蔡元培先生前清中过进士，进过翰林院，也是最早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可谓学贯中西。论旧学进翰林院四书五经倒背如流，论新学也不逊于人，更兼推翻清廷的革命元老。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总长，“德智体美劳”就是他提出来的。蔡先生到了北大担任校长，要改造北大，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你讲什么都行，只要有人听，你就有课堂。青年学生是爱听尊孔尊皇呢，还是民主科学呢?显然是民主科学。这样一来北大就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长前，开校务会多半讲英语，预科教务会更是全部讲英语，不懂英语的中国教授像聋子一样坐在角落，痛苦万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教务会发言一律改为国语。外国教授反对，蔡元培针锋相对地回答：假如我在贵国大学教书，是不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开会时你们就讲中文?从此，大会发言，一律说国语。蔡元培任校长期间的北京大学，可谓“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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