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冲在最前面的都是青年学生，学生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初生牛犊不怕虎，勇者无畏。也有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原因在里面。那到底是什么事把他们惹怒了，让他们上街游行呢?
只给希望，不给实惠
巴黎和会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80年来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压抑了8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可算让我们当了一回战胜国。我们派了15万劳工去欧洲，本来想派军队参战，后来一想军队去了也是送死，干脆派劳工，在工厂里干活。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战胜国，要求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合理要求，竟然被断然否决。就好比说我现在一个月工资500元，吃饭都吃不饱，突然电视上说寒假后老师的工资一个月涨到12000元，兴奋得我一寒假都没合眼。过完春节之后宣布，对不起没钱涨不了。我直接就送精神病医院了，弄不好就进八宝山。你要不给我这个希望，500块也凑合活了，还有300块的，咱认了。突然一下子你告诉我12000块，然后又说不算，这不是坑人吗?欧美列强答应给我们战胜国待遇，到时候不给，学生就怒了。
1919年1月18日至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协约国)和战败国(同盟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和平会议，史称“巴黎和会”。会议标榜建立和平，英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等战胜国在会上分配战争赃物、重新瓜分世界。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游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口号。军阀政府开始逮捕学生，学生闹事还不好办?学校开除你，你没办法了吧?你嚷嚷半天，逆反了半天，把你扔马路上你身上没有一分钱，你能干成个啥?所以学生的游行很快就被镇压了。
6月初，上海工人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到了上海，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样一来，吓坏了政府。工人罢工可比学生罢课厉害，而且是长江流域，是在英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上海。英美跟日本在争夺中国的问题上有矛盾，所以美国公使告诉美国外交官对五四运动的学生反抗要抱同情的态度。英美对北洋政府施压，要求给学生一个说法，不然工人都罢工了。北洋政府亲近英美，一看，大哥说话了，马上下令释放被捕学生，不在和约上签字。
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五四爱国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目的全都达到了，五四运动堪称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成功且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次爱国运动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工人阶级为主力军，李大钊、陈独秀领导。李大钊、陈独秀这两位，是中共的创始人，这两位相当于咱们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先生论学问没得说，大学教授，论人品没得说，论经济地位，人家那日子好到你无法想象。北洋时候的教授牛到什么程度?就跟现在香港的教授似的，你看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都是自个儿开车去，有专用停车位，在香港你要没车，你可以领低保。老师一个半月的工资就买一辆汽车。你要敢把这车开上街，这绝对是你经济地位的象征，一升油10.6港元，香港堵车跟北京有得拼。闹市区停半个小时上百港元，楼底下买一个专用停车位，三年100万港元，比这个车子值钱得多。所以香港有钱的人也是坐地铁上下班，那地铁挤得跟北京也有一比。香港有车的，也就是周末开到深圳牛一下。你看那些教授自己开着车上班，大学里都有专用停车位，一般教授一个月20多万港元，还有各种补贴，都到这种程度。民国时候的教授就这样，李大钊是北大图书馆主任，一个月大洋150块，这只是他的一份钱，他还有好几份活儿啊。
陈独秀一个月的进项能到多少钱?300多块大洋!300多块大洋是什么概念?北京城里买一套三合院200块大洋，他两个月工资三套房，鱼翅席一桌10个人8块钱，燕窝席一桌10个人12块钱，他一个月工资光吃燕窝席能吃几十顿，你现在一个月挣12万元，你去吃燕翅席能吃几顿?张国立演的《我这一辈子》里面，1块大洋能雇两辆洋车，拉着老婆孩子岳母到酒楼里，一大桌子菜，又有酒，再给拉回去，就1块大洋。那时候当兵的一个月是6块半，大街上转圈的巡警是7块，骆驼祥子估计2块都到不了，警察局局长是40块，小学老师是80块，小学校长最少是120块大洋，私立的可能更高。大洋绝对是硬通货，北大的国宝季羡林先生，22岁大学一毕业，在济南教语文一周10节课还不当班主任，160块大洋。所以他1935年到1945年在德国留学了10年，没有公费全是自费。工作那么几年，挣的钱能在德国待10年，你现在工作1年也就能在德国待10天，买什么东西折成人民币都得乘以10。可想而知，那会儿的教授多有钱。
马克思是律师，夫人燕妮是伯爵小姐，恩格斯家拥有整个特里尔城莱茵河两岸的工厂，这些人去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显然不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活，真正是为了救国救民。
第2节 一个“主义”
马克思主义到中国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作为革命的武器并不容易。近代中国人，不断地找寻一条能够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道路。农民起义，地主士大夫自省，资产阶级改良或是革命，几乎所有的努力都已经尝试，在建立民国后，政局依旧没有好转。
中国思想界几乎陷入了全面的混乱。鲁迅先生说过，拿来主义，西洋的东西不分良莠，都视作救命稻草，拿来就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索中无计可施的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个外来的思想，如何得以在中国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被人信服，如何转换成斗争的武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似乎给探索中的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但实际上，“五四革命前后，在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当中，只有12人是无产阶级。其余的所有人都受过教育，而且有些还出身于相当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在地理上他们分散在北京(围绕杰出人物陈独秀和李大钊所在的北京大学)、上海(围绕创立于1923年的观点激进的上海大学和陈独秀在1919年—1920年帮助创建的工会组织)、武汉三镇(围绕中华大学及其附属高级中学，李汉俊与恽代英在那里任教)、长沙(围绕毛泽东、蔡和森与其他人组建的新民学会)、广州(围绕陈公博、谭平山与其他人在其中任教的一些学院)、广东的海丰、陆丰(围绕彭湃的农会组织)、内蒙古(容易到达苏联和北京)、陕西的榆林(围绕由李大钊的学生如魏野畴执教的师范学校)、成都(围绕吴玉章和恽代英任教的高等师范学校)，许多在日本、法国、俄国的中国留学生在那里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影响。思想影响的源头主要是北京(通过广为流传的杂志《新青年》)，再加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和考茨基着作的日文译本，以及在法留学生同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接触”。
十月革命指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农兵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人类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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