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历史挺靠谱_袁腾飞【完结】(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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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富者不仁,不可能指着有钱人为国家出力,北宋也这样。

  这样就做成了社会危机,具体是:

  第一,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富者有弥望之田,穷人无立锥之地,到了这种地步国家还不管,最后矛盾就指向了政府。

  第二,百姓被地主剥削得饥肠辘辘,就得造反。农民没得吃那行吗?他肯定反抗。

  第三,冗官,冗兵,冗费。冗官就是养的官太多。冗兵,北宋养兵的目的是为防止内患,宋太祖认为“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我养兵的目的就是让你别叛乱,有叛民而无叛兵。每逢荒年政府都派人到灾区去募饥民当兵。部队根本就没有战斗力,兵全是饥民构成的。过去有这么一个口号叫:“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我一竖旗就有人来吃粮,不是来保家卫国的。要吃不着粮,就哗变了。

  所以北宋的军队爱哗变,你想他能吃得着粮吗?长官怎么着都得克扣军饷吧。他看长官坐着奔驰600,他连自行车都没有,长官一顿饭鲍参翅肚,他煎饼果子都吃不起,于是这帮人就哗变了。岳家军为什么打仗那么棒?“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掠抢。”老百姓支持人民子弟兵嘛。别的北宋军队老百姓不支持,觉得他比辽军、金军还混蛋,就会抢老百姓。见着老百姓如狼似虎,见着敌人就耗子见猫那种感觉,御敌无方,扰民有术,这部队哪儿行?

  冗费就好理解了,80%的钱花在养官、养兵上,这就叫冗费。

  第5节 谁能理解我呢

  王安石变法

  鉴于出现的社会危机,宋神宗就任用王安石变法。北宋一共九个皇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神宗是第六代皇帝。

  王安石变法有三方面内容。

  第一,理财措施。理财措施的核心就一句话:“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但要增加国家的收入。不打老百姓的主意,国家又要拿钱,这摆明了就是从有钱人身上下刀子。所以他这个改革既属于调整阶级关系,也属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

  首先是青苗法。每年青黄不接时,分两次贷款给农民,收成后加息20%还官,免受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相对于现在来说,20%利息太高了,现在都是千分之多少。你嫌高你可以不借,但是你要不跟政府借,只能向高利贷和地主借,那就是200%的利息。这样一来,“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这句话就把官僚地主搞惨了,这些人想盘剥百姓没法盘剥了。

  其次是募役法,政府向应服役而不愿意服役的人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减轻农民差役负担,保证生产时间。这样一来,原来可以不服役也不交钱的官僚地主,现在不服役就得交钱了。

  再次,农田水利法。这就不用解释了吧。

  复次,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每户土地的多少肥瘠收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官僚地主的土地肯定又多又肥,农民的土地又少又瘠,那就肥的多收,瘠的少收。

  最后,市易法,政府设置市易务,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这就限制了大商人控制市场,有个成语叫囤积居奇,本来是商人的敛财之道,现在等于政府在干这个事儿了。这有利于稳定物价和商品交流,又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政府在夏季收购羽绒服二百块钱一件,以免你积压仓库,所以商人都把羽绒服卖给政府了。到冬季政府以六百块钱卖出,政府挣四百。但如果商人卖,可能卖八百、九百、一千。因此这样的结果是政府得了钱,老百姓物价也能够便宜点,商人吃亏了。

  王安石变法的第二方面,是军事措施。

  首先是保甲法。政府把农村住户组织起来,每十家(后改为五家)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一家有两个男丁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兵,平时种田,战时编入军队抵御辽夏进攻,减少军队开支。这实际上就是民兵,是保卫本乡本土的,中国最适合这样的军队。因为有人说中国人轻家国而重乡土,勇于私斗,怯于公战。打架勇敢着呢,你看我媳妇一眼我跟你没完。外敌入侵就胆小,异族打过来了,我躲着。中国人有强烈的乡土观念,一出国,你北京的,我也北京的,你上海的我也上海的,没有说你中国我也中国的,组织的也是北京同乡会,不是中国同乡会,缺乏国家概念。所以民兵非常适合,你保卫的是你媳妇,你家乡。

  然后还有将兵法。禁军驻地固定,然后用固定的将官加以训练,充实边防。

  变法第三方面是教育措施。

  改革科举,废明经,设明法。明经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没用。整顿太学,使学校成为为变法造舆论、育人才的地方。所以王安石的作用是通过变法,一定程度地扭转了社会危机。可惜最后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用人不当,危害百姓。而更主要的原因是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小时候砸缸的那个司马光当政,王安石的新法就被废除了。

  用人不当,变法失败

  王安石变法为什么用人不当?

  王安石干这事儿压力很大呀。因为中国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思想,而儒家的政治主张是法先王。要尊重先朝和先王的规矩,你要改革,一般就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大逆不道。所以王安石顶着雷变法。他明确表示变法是本着这么一个原则——“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天变不足畏”,因为你王安石变法,你看地震了,7.9级,属于天变。王安石说我不相信,我接着变,你给我弄个8.3级看看。

  “祖宗不足法”,祖宗之法以守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守何谈祖宗之法。

  “人言不足恤”,大家都埋怨你,他们越埋怨证明我越正确,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这三条宗旨,往好听里说是大无畏,一往无前,往难听里说就是这老哥太愣了。一个人应该常怀敬畏之心,孔圣人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谁都不怕,天、祖宗、同僚,没人能降得住他,那他往往就容易走极端。这就奠定了用人不当的基础。

  很多人并不见得赞成新法,但是因为王相公坚持要用新法,所以我就假装支持。我为了求官假装赞同新法,因为那时候支持王安石的人很少,所以我一下子就当官了。当官之后我把这新法作为敛财的手段,明明青苗法应该是收20%的利息吧,我收30%。“提举使以多散为功。”应该是老百姓需要借钱,我才借给他们,现在是我逼着老百姓,你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如果借了还不上,富户为穷人作担保。你们村有地主吧,有地主就给所有的农民作担保,还不上我找你要。最后村里不但农民跑干净了,连地主都跑了。

  孔圣人曾经曰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君子,逐利的是小人。所谓士农工商,商人居四民之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逐利。《琵琶行》里说:“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人家不轻别离没法养活你,白居易很瞧不起人家,商人重利轻别离,而王安石整天琢磨的也是这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你整天逐利吧,你就是小人,小人怎么能治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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