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变局中可以看出，这其中分封制起到了很大作用。周王朝实施分封制的方法是：天子把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大夫，大夫分封给卿，卿分封给士，它的每一层都是往下分封的。所以天子后来能够被诸侯架空，诸侯就能够被自己国内的大夫给架空。因为这是由它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基本上，上一级只管都城周围，底下全给分封出去，随着地方势力的逐渐庞大，就等于中央集权走向衰落。所以以晋国为例，晋国当时有六家大夫具有相当的权力，除了韩、赵、魏三家外，还有智氏、中行氏和范氏，中行氏和范氏很快就覆灭了，韩、赵、魏联合起来又把智氏给灭了，并且最后这三家索性把晋国的国君给废了，自己做了诸侯。周天子一看，好家伙，太无法无天了，不过我也没办法，被迫承认册封这三家为诸侯吧，晋国于是一分为三，韩国、赵国、魏国横空出世。
小时候拿板儿砖砸缸的司马光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周封三晋这个窝囊事儿让天子之职彻底崩坏，礼制是国家赖以存续的纲纪，三晋居然威胁周天子封他们为诸侯，周天子还不得不承认，这纲纪大乱，就标示着周朝末日已经临近。
七个爷们儿欲争霸
齐国原来的国君应该姓姜，例如齐桓公，名字叫姜小白，那会儿起名还不太讲究。结果大夫田氏强大起来把姜氏废掉之后，自己当了诸侯，齐国改姓田了。所以三家分晋，加上田氏代齐，形成了战国七雄的局面。
这个战国七雄一开始还不只是七个国家，当时一共20多个国家都觊觎霸主地位，历经战火洗礼，这前20强大浪淘沙般一番海选PK之后，基本上就剩下燕、齐、楚、秦、赵、魏、韩，七位选手继续死磕。从春秋五霸升级衍化到战国七雄，可以看出春秋的时候，中原的主要矛盾是南北矛盾，体现在晋楚两国的争霸当中，晋在北边，楚在南边，一直是南北对峙。到了战国的时候，主要矛盾就是东西矛盾了，具体表现就是秦国跟关东六国的矛盾。因为关东六国位居崤山函谷关以东，对秦国形成一定威胁。尤其到了战国末期，秦想统一六国，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第5节 学习、同化两不误
皇帝开始追时髦
春秋战国时期，神州大地除了华夏民族之外，四方还有匈奴、戎、越等剽悍的少数民族政权。有道是不打不相识，打架也算是一种主动的交流方式，总比谁都不理谁强，夫妻天天吵架没准还越吵越恩爱呢。于是，通过频繁的战争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
先秦时代的中国人是这么认为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你是天子册封的诸侯，你用夷礼，学习少数民族，大家就把你看成是蛮夷，比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当时就被看成蛮夷之人。但从客观上来说，以前汉人的服装是最笨拙的，宽袍大袖，那个大袖子能钻进一个人去，穿上那衣服一上街，勤劳的清洁工都得下岗。上衣下裳，成年男女也是穿开裆裤的。裤，胫衣也，护腿的，相当于长筒袜。这种服装设计既不便于生产，也不便于战斗。人家少数民族窄衣小袖，死裆裤，生产能力和战斗力都是中原人所不能及的。
最后汉族人还是把自己的传统服装给放弃了，从唐朝开始，皇帝的服饰已不再是汉代皇帝冕服的样式，皇帝上朝已经不再头戴沉重的冕冠，而是改戴乌纱，领子也变成了圆领，腰部系一条腰带，袖口也由宽变窄，相当时尚。
顽强的民族
除了穿着之外，饮食方面，中原人的口味也一直在向少数民族方向调整，就像大盘鸡、拉条子这些新疆维吾尔族美食，如今已成为某些人的最爱一样。在行为方式方面，以前中原地区的人们进门以后，习惯席地而坐。后来中原人采用了西北少数民族那种高桌大椅。由此可见，中原人民其实一直在向少数民族学习，但当时的汉族人认为，中原文明才是正统，谁要是学习少数民族，就把谁当做蛮夷对待，而少数民族学习中原文明，就把它当成中国的一部分来对待。
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原人看待这种民族融合现象，主要看重的是文化认同，而不是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朝鲜、日本和越南，从来不被当成外国看待，因为那时候它们跟中国完全一样，用汉字，遵汉礼。但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融合现象的看法，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看重血缘，而不是看重文化认同，比如一个中国人在德国住一辈子，德语说得比德国人还流利，你都休想加入德国国籍，除非在1750年时，你的祖先是德国人，这样的话，你一句德语不会说，都可以入籍德国。
中国历史上汉族政权不止一次被少数民族政权侵扰甚至终结。但每一次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最后被我们同化，所以我们这个民族非常顽强，五千年没有灭绝。快马弯刀打仗容易，但征服人心十分困难。
第6节 改革缘于形势变
大家一起干私活
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牛耕得到推广，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荒地开垦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增多，这与井田制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冲突。井田制规定土地是国有土地，耕种的土地是分封来的。而且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分封的土地尚且耕种不过来，更无暇顾及其他荒地。但随着铁器牛耕的普及，人们的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干完分内的这块土地之外，看着其他富饶的荒地，便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不种白不种，种了不白种。这些荒地可不是天子分封的，不归国家所有，我自己种了就是我自己的地，还不用缴税。于是乎，大伙儿挥起锄头，多快好省地干起私活来。
这样一来，私田开垦越来越多，国家分封的土地就逐渐荒芜了，结果大家都这么干就影响到了国家的收入。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一想既然大家都这么干，索性无论公田、私田，一概按照规定缴税。这等于变相地承认了土地的私有状态。
土地所有制就这样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进行了转变。同时为了适应这种转变，各国纷纷变法，如春秋时期，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鲁国的“初税亩”。然后到了战国时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楚国，商鞅在秦国，三家相继变法，新的制度确立。但是，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和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均告失败，尤其吴起在楚国的变法失败得最惨。支持吴起变法的楚悼王一死，当时的守旧派贵族们就要干掉吴起。最后逼得吴起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以尸体做掩护，威胁贵族们，谁要是刺杀他的话，就必然会犯下冒犯王尸的大忌。但这帮贵族太恨吴起了，以至于视威胁为无物，不由分说就把吴起给射死了，楚悼王的尸体也被射成了刺猬。这对于楚国而言，失去了一次走向强大的机会。
秦国在变法中崛起
三个改革家里唯一成功的是商鞅，正是他的改革措施，最终促使秦国走向了强盛。有个成语叫徙木立信，说的就是商鞅变法成功的原因之一。当时商鞅为了让百姓信服并听从自己的新法，在城南门立了一根木头，贴告示说谁把木头扛到北门就赏五十金。还真有人出来扛了，轻轻松松就拿到了五十金。商鞅并不是拿五十金来教导人们天上可以掉馅饼，而是为了建立自己在百姓心中的信誉。于是在秦孝公时，商鞅的变法顺利实施，具体措施如下：第一，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把老百姓给组织了起来。十家一什，五家一伍，一家犯罪，五家十家都受到牵连，这就叫做连坐。比如隔壁家的小三吸毒，你知情不报，被发现后一样办了你，可见当时对老百姓控制得有多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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