睁眼看世界
该书还系统地介绍了地球形状及其运行规律，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魏源通过整理资料，认识到西方非但不野蛮，而且有更先进的文明。魏源在《海国图志》里非常自觉地倡导具有近代因素的思想观念，大胆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明确界定“夷之长技”有三个方面：“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还认为诸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火轮机、自来火、自转碓、千金秤之类“凡有益于民用者”都应当学习引进。
观念改变最重要
最初士大夫阶级看到的洋人的长技，只是洋人的技术，而且还只是军事技术，他们对洋人的认识还是很皮毛的。所以要学洋人的火器，洋人的造船，你得知道那船不是作坊里造出来的，随便找一个铁架子焊一个大炮，不可能，得在有大机器的工厂里面才可以做出来。另外，这些主张还得付诸实践。
姚莹是台湾兵备道，在鸦片战争当中抗击英国，写过一本《康纪行》。姚莹对西南形势进行了全面考察，《康纪行》对于加强西南边防作用甚大。
兵备道是明朝设置的整饬兵备的官职，置于各省重要地区，清代沿置。
徐继畲是福建巡抚，因为在《瀛环志略》中说外国的东西不错，而且尤赞外国制度，所以被弹劾罢官。徐继畲盛赞华盛顿，认为他造反比陈胜吴广都牛，割据比曹操刘备都厉害，但是他不当皇上，不传子孙。非常像咱们中国的尧舜，尧舜搞禅让。华盛顿治理国家，推崇谦让，致力于培养良好的传统，而不崇尚暴力征服，这跟许多国家截然不同。徐继畲说自己曾看过华盛顿的画像，其气度坚毅，相貌雄伟，超凡脱俗，不能不说是一位人中俊杰!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国家，幅员广大，既不分封王侯，也不搞权力世袭，公权交由公众来执掌，开创了古今未曾有过的先例，真是个奇迹!西方的历史人物，实在不能不推华盛顿为第一!
徐继畲热情地歌颂了一番华盛顿，朝廷就有人弹劾，他说我们大清制度不好，说我们儿子传孙子，徐继畲就惨了，可见那时候保守势力是非常强大的。中国天朝上国的观念、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可谓外甥打灯笼——照舅(旧)。
最早涉及制度革新的是《资政新篇》，这本书具有资本主义性质。1859年由“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提出。他原来是拜上帝会骨干，到外地传教，朝廷通缉他，他就躲到了香港，香港当时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洪仁玕见过一点资本主义的皮毛，回来以后写了一本《资政新篇》。
对于《资政新篇》，学者潘旭澜先生曾指出：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能说明这一点。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玕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
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他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尽管如此，洪秀全却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同时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
【第二章 坚船利炮叩国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
第1节 慈禧太后主政
女人当家
清廷在同英法交战、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皇权在不自觉中又进行了一次更替。清朝对于西方人的态度由对抗转为妥协，这同幼主登位、决策者发生变故有关。
咸丰帝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一贯强硬。恭亲王在兵临城下的时刻，几乎是别无选择地签订了《北京条约》，但一切国内外政策的重大决定仍要逃亡承德的咸丰帝来做。咸丰皇帝不太愿意妥协，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留守北京的官员竟然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他们开始对外国侵略者心存幻想，对外夷由抵制转而亲近，他们创立了中国与西方关系的新秩序，并在此后的很多年内一直力图维持这种关系，这与逃亡在外的咸丰朝廷是有很大分歧的。
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咸丰帝竟然病死在承德。咸丰帝身旁有几位作风强硬的抵抗派，以肃顺为代表，急欲维护清廷统治，希望能够纠正政府各种弊端。肃顺作风泼辣而严厉，颇受咸丰赏识，并逐渐取得了实权。咸丰去世前，立下遗诏，立5岁独子载淳为皇储，并任命肃顺等八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幼主处理政事。载淳的生母慈禧，野心勃勃，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夺取至高无上的统治大权。慈禧善于玩弄权术，同恭亲王商量，发动政变，处死了护柩回京的肃顺。此举得到列强的支持，1861年11月11日幼帝即位，年号同治。皇太后慈禧垂帘听政，慈禧在此后的47年中成为中国的真正统治者。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
男人打仗
清廷经过政权更迭，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政权上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稳定。之后，清政府内有恭亲王、文祥等主持朝政，外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镇抚，似乎景象一新。这段时期也被叫做“中兴”。有学者曾说过：“欧洲人的到来，中华帝国领土的扩大与中国人口增加一倍，这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便决定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方向。”外部的入侵和中国社会内部自我修复的需要，推动着中国社会向另一个时代过渡。
虽然太平军的失败给长江流域带来了安全，但另一武装集团捻军的力量却在逐渐壮大，它使华北本身面临巨大的威胁。捻军趁太平军动乱时开始由原来分散的组织发展为联合作战。清政府对其所投下的镇压力量之大不亚于对太平军的征剿。捻军在安徽省西北角的一块农村根据地——雉河集站稳了脚跟后，频繁袭击了邻近各省，从而大规模地触发了各地的叛乱，令清廷很是头疼。
捻军问题越来越严重，并且有危及北京之势。他们的部队使用了土炮和简单的火器，所以抵挡地方小股绿营军的能力就更强了。有些州县官员甚至出钱送他们离开辖境。
朝廷继续派出曾国藩剿灭捻军。各地动荡的局势，使儒家文化建立起来的帝国制度经历了一次严峻考验。从农民军手中收复的城镇，民心需要安抚，民政需要恢复，这对于清朝统治者而言同样是一场考验。清朝出台了一套抽取各省财政资源的办法，对于因战争受破坏的地方，田赋豁免。其他地方，鼓励耕作，发放粮种，安抚人民的反抗情绪。在与“太平天国”的对抗中，地方武装逐渐建立起来，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都掌握着强大的军事武装。清廷收敛起一贯的傲慢气焰，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录取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笼络更多人才维护清廷统治。同时，兴办洋务，在外交方面，与外国列强谋求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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