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知道是德国人而不是我们偷偷地准备搞化学战争。所以，不知是军需部门哪几个笨蛋的过失，我军从库班溃退时在某地机场上留下了大堆的化学炸弹是非常令人不愉快的。德国人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制造一场国际丑闻。这时，上级给克拉斯诺达尔出生的柯维尔钦科上尉配备了二十名伞兵，空投到德军后方。任务是把这些极为有害的炸弹全部埋进土里。(读者已经猜到下文并且打起哈欠来：后来他被俘了，现在是叛国犯。可是你们一丁点儿也没有猜对!)柯维尔钦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带着二十号人无一损失地穿过火线回到了我方，被提名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
但是报批手续一两个月才能办完。而且，如果连这“英雄”的称号也装不下你，又该怎么办?“英雄”称号一般都是授给那些军事政治皆优的乖孩子的。而你的灵魂却像是发生了火灾，必须马上灌进点什么，可是又没有什么可灌。这该如何是好?既然你是全苏联的英雄，那些龟孙子们难道还舍不得多给你一升伏特加?尽管柯维尔钦科当真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卡利古拉，他也骑着马登上了市军管会的二楼。他对城防司令说：喂，发给我点伏特加!(他觉得采取这个方式比较神气，像个英雄，不容易拒绝。)他是因为这个被抓起来的?不，哪里话?因为这事，他从英雄降格为红旗勋章荣膺者。
柯维尔钦科太需要喝，可是伏特加哪能老有?非动脑筋不可。在波兰，他阻止了德国人炸毁一座桥。他于是觉得这座桥好比是他的私产。我方军管当局到来之前，他向波兰行人和车辆收缴过桥费：要不是我，你们这座桥早没了。杂种们!他收了一天一夜的过桥费(酒钱)，干腻了。老在桥头上戳着也不是事儿——柯维尔钦科大尉向当地波兰人提出一项公平的解决办法：把这座桥从他手里买过去。(是为这事坐牢的?不是。)他要价不高，可是波兰人抠门，凑不齐份子。大尉先生丢下桥不要了。见他妈的鬼，让你们免费通过吧!
一九四九年他在波洛茨克担任伞兵团参谋长。师政治部对这位柯维尔钦科少校很伤脑筋，因为他的政治学习一塌胡涂。一次他要上头给他写一份进军事学院学习的鉴定。发下来以后，他看一眼就甩在桌子上;“带这号鉴定我甭去军事学院了，还是去投奔班杰拉吧!”(是为了这个吗?……这件事本来足可以让他蹲上十年，可是躲过了。)再加上他这时候又批准了一个士兵的不合法的假期，他本人又酗酒开车，撞坏了一辆卡车。为此总共处罚他十……天禁闭。担任看守的是他手下的兵，他们对他十分爱戴，放他从禁闭室出来到村子里去逛。这种“禁闭”本来是可以忍过去的，可是政治部又拿法庭吓唬他!柯维尔钦科这下子可恼了：噢，原来这样;埋炸弹——伊万，去吧!为一辆破中吉普就要你坐牢?夜间他爬窗跑掉，到了德维纳河边。他知道一个朋友在那里藏了.一艘摩托艇。他驾上开走了。
原来他并不是一个健忘的酒鬼：政治部对他的种种损害他统统要报复。他在立陶宛弃船上岸，跑去请求立陶宛人：“哥儿们，带我去找你们游击队2把我收留下来吧，你们不会后悔的。咱们一块把他们搞个底朝天!”但是立陶宛人认定他是当局派来的。
伊万衣服里缝着一张银行信用证。他买了一张去库班的车票。然而火车快到莫斯科的时候他在餐车里已经喝迷糊了。走出车站，眯缝着眼看了看莫斯科，对一个出租汽车司机说：“拉我去大使馆!”“去哪一个?”“管他妈哪一个，随便!”车开到了。“哪一国的?”“法国。”“好吧!”
也许是他的思路发生了混乱。去大使馆的意图原来是一样，现在又是一样。可是他的机灵劲和体力丝毫没有减弱;他没有去惊动使馆大门口的民警，而是悄悄溜进一条小街，翻过两人高的光滑的围墙。在大使馆院子里面比较顺利：没有人发觉或阻拦。他走进大楼，经过一间又一间的屋子，看见一个摆好食物的饭桌，桌上东西很多，但是他最希罕的是梨。他特别嘴馋，把军装上衣和裤子的口袋都塞满了。这时主人们进来吃晚饭。柯维尔钦科先发制人，朝他们大喊一声：“哎，你们这些法国佬!”他猛地想起一百年以来法国人一件好事也没有做。“你们为什么不闹革命?你们干吗要把戴高乐拉上台?还要我们把库班的小麦供你们吃?办一不一到!!”法国人吓错了：“您是什么人?您是哪儿来的?”柯维尔钦科马上有了生意，拿出一副适当的腔调说：“国家安全部少校。”法国人不知所措地说：“不管怎么说，您不应该闯进来。您有什么事情?”“我来X你祖宗!!”柯维尔钦科这句话已经是开门见山，打心眼里说出来的了。他在法国人面前又耍了一阵无赖，忽然听到隔壁在打电话报告他的事。他的头脑还是足够清醒的，开始撤退。可是口袋里的梨一路往下掉，屁股后头传来一阵阵的耻笑声。
然而，他不仅仅还有力气安然无恙地走出大使馆，而且还能继续往前走。第二天早晨他在莫斯科的基辅车站醒来(大约是想去西乌克兰吧?)，紧接着就在这儿被逮住了。
侦查过程中，他遭到阿巴库莫夫亲手毒打，脊背上的伤痕肿起一巴掌厚。部长摸他当然不是为了偷梨，也不是为他对法国人义正词严的叱责，而是要他招供：受什么人收买?什么时候收买的?刑期自不待言是二十五年。
这类故事有很多，但是跟其他车厢里一样，到了夜间，“泽克车厢”里也沉寂下来。夜间不会发鱼，不会给水，也不会让解手。
这时候，也和其他车厢一样，充满车厢的是车轮的均匀的咔哒咔哒的撞击声，它丝毫不破坏车内的寂静。这时候，如果押解员又离开了走廊，三号包房里的男犯就可以和四号包房的女犯小声对话。
在监狱里和女犯对话——是异乎寻常的。它带着一种崇高的意味，即使所谈的只是律条和刑期。
有一次，这样的对话进行了一个通宵。情况是这样的：它发生在一九五0年的七月，女犯包房里只有一名乘客。她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莫斯科医生的女儿，根据五十八-10判的刑。男犯的包房里传出一阵嘈杂声：押解队把三间包房里的全部男犯赶进两间(每间塞进多少人，就不用问了)。接着，带进来一个完全不像囚犯的罪人。第一，他没有剃光头。他的波浪式的浅黄色头发——是真正的卷毛——挑衅地覆盖着他的优美而硕大的头颅。他年轻、仪态端庄，穿着一身英军制报。押解员带他通过走廊的时候，显出恭敬的样子(写在他的档案袋上的训令使押解队有点发怵)——这一切情景那个姑娘全看在眼里。可是那个人却没有看见这个姑娘(后来他多么惋惜!)。
根据乱轰轰的人声和杂沓的脚步声，姑娘判断出这是专为这人腾出一间包房，就在她隔壁。显然是不许他和任何人来往。因此她更有意要跟他交谈。包房之间是不能看见的，但是车内寂静的时候可以互相听到。傍晚，车厢里安静下来了。姑娘在长椅上紧挨着栅栏坐下，低声向他打招呼(也许是起先轻声唱歌。这个举动本应受到押解队的惩戒，但是押解队睡觉去了，走廊里没有人)。陌生人听到招呼，按她教的办法，也坐到同样的地方。现在他们背靠背坐着，紧贴着一层三公分厚的隔板，二人的嘴对着板壁的边缘，让声音穿过栅栏，悄悄地对话。他们的头和嘴唇挨得这样近，好像是在接吻，但是他们彼此不仅不能接触至u，连看一眼也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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