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役地租制农奴有的有自己的马，自己的木犁、斧、镰、纺锤、树皮编的筐篮、盘碗、衣裳。连家内农奴，据赫尔岑所写的，也总有几件多余的衣服，他们可以当作遗产留给亲近的人，这些东西从来是不会被地主没收的。而犯人却必须在春天交回冬装，在秋天交回夏装。在清点时把他的背囊抖得干干净净，每一件多余的衣服都没收归公。一把小刀子，一只饭钵子都不许他占有，而活物里头只准许有虱子。农奴总能抽空下个鱼篓子，捞几条小鱼。犯人只能用勺子从菜场里捞鱼。农奴要么有一头叫“布辽奴施卡”的小母牛，要么有一只母羊，几只母鸡。犯人的嘴唇从来也沾不上一滴牛奶，而鸡蛋几十年也见不到一只，见到了恐怕都不认识是什么东西。
俄罗斯经历过整整七个世纪的亚细亚式的奴隶制，但是在大部分时间内不知道饥饿为何物。“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一谚语这样说。而谚语都不是瞎诌出来的。农奴是奴隶，但是肚子是饱的。而群岛却几十年如一日地在残酷的饥饿的压迫下生活。为了从垃圾箱里拣来的一只小鲜鱼尾巴，犯人们之间能干起架来。过圣诞节和复活节，即使最不中用的农奴庄稼汉也能用成猪肉开斋。但是劳改营里头等的干活的好手也只能得到家里寄来的咸肉。
农奴们是一家一户在一起生活的。把一个农奴卖出去或交换出去而使他骨肉分离被公认和宣告是野蛮行为。俄国的民众文学对此一贯表示愤慨。曾有过成百的——一就算是成千的(未必!)农奴被迫与家庭分离。但决不是成百万。一个犯人从被捕的头一天就离别了家庭，而有一半的情况是永远回不来了。如果儿子和父亲(如我们从维特科夫斯基那里听到的)或妻子和丈夫一起被捕，那么顶要紧的是千万不许他们在同一个劳改点相遇;如果他们偶然碰到一起了——尽快把他们分开!对于那些在劳改营里发生了短暂的或真正的爱情而相好了的男犯和女犯，也是一样，赶紧用禁闭室惩罚他们，拆散他们，分别送到不同的地方。即使我们最多情善感的作家女士，如沙金娘或代丝，也未曾为此在小手绢上洒过一滴无声的泪珠。(这是因为她们不知道。或者是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把农奴们由一处迁徙到另一处不是急如星火的：允许他们打点自己的家什，收拾自己的动产，然后安安稳稳地坐上大车迁到十五或者四十俄里之外。但是劳改营的起解却是像疾风暴雨一样向犯人袭来的：只是为了把物品交还劳改营，才给二七分钟，十分钟，然后他的整个生活就要被折腾个底朝天，被运到天涯海角的什么地方，也许是一去不返。一个农奴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一次以上的迁徙，经常是在原地定居。而没有经历过递解的群岛土著，你却找不出一个。许多人竟迁徙过五次，七次，十一次。
农奴有的可以挣脱出去，改交代役租，他们可以远远地搬到可恶的老爷的鞭子莫及的地方，做买卖，发财致富，像自由人一样地生活。但是连免除看管的犯人们也照样住在营区里，一大早就要拖着吃力的步子到押解队驱赶着大队所去的地方上工。
家奴多数是卑鄙无耻的寄生虫(“家仆是下流谬种”)，是靠劳役农奴养活的，但是他们至少自己还不管辖劳役农奴。使犯人感到加倍恶心的是，他们还要受到卑鄙无耻的杂役们的管辖和任意支使。
而且总的说，使农奴的整个境遇比较好过些的一个因素是地主不得不顾惜他们：他们是值钱的，是能用劳动给他带来财富的。劳改营的长官不会对犯人有半点顾惜;他们不是他花钱买的，不能把他们留给子女们当遗产，这批死了，还会送进另一批来。
不，我们不该拿我们的犯人去和地主的农奴相比。应当承认那些人的状况要安稳和人道得多。群岛土著的处境还大致可以和什么人相比?大约可以和乌拉尔的、阿尔泰的、汉尔琴斯克的工厂农奴相比。或者和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居民相比。(有人连这也不赞成：那也太美了。在阿拉克切耶夫的军屯村里还有大自然、家庭、节日。只有古代东方的奴隶制才是恰当的比喻。)
犯人比农奴优越的地方，只能想起一件事，只有一件事：犯人，尽管是十二至十五岁的少年罪犯，毕竟不是从出生之日起就登上群岛的。在入狱之前他毕竟是捞到过几年自由的!至于说到法院的有期判决比终身的奴隶地位优越，那就必须具备许多附带条件：如果刑期不是四分之一世纪——二十五年;如果条文不是第五十八条;如果不需要“等候特别指令”;如果不再缠上第二次的刑期;如果刑满以后不会自动地遣送到流放地;如果不会当上“二进宫”，马上又从外面抓回群岛来。附带条件多得如像围墙上的木桩。我们不禁回想起，过去的老爷们有时竟会因一时的高兴而赏给自己的农奴以完全的自由呢。
由于以上的原因，当“米哈伊尔皇上”在卢宾卡告诉我们一个流传在莫斯科工人当中的笑话：(联共[布])的意思是“布尔什维克的第二次农奴制”的时候，我们不觉得好笑，而是觉得有深刻的预见性。
共产党人曾为社会劳动寻找过新的刺激。起先以为这将是完全不图私利的自觉性和干劲。所以才这样急切地抓住了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新世纪的开端，而是革命的最后一代人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痉挛。从一九二一年唐波夫省的材料里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许多党员企图逃避星期六义务劳动，只得实行了在党内登记卡上记载参加义务劳动情况的做法。这种激情又维持了十年，对共青团员和我们——当时的少先队员——还起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在我们当中也消失了。
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寻找刺激手段?金钱，计件制，奖金?但是这些东西散发着刺鼻的不久前的资本主义的气味，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等到出现了另一代人，这个气味才会不再使人不舒服，才会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被人心安理得地接受。
掏了掏历史大木箱的箱底，把那件马克思称为“超经济强制”的东西拽了出来。这个宝贵的发现在劳改营和集体农庄里毫不掩饰地露出了长长的獠牙。
后来出现了一个弗连克尔。好像魔鬼在滚开的锅里洒进迷魂药一样，他酒进了一个叫做“分级灶”的东西。
大家知道一句不知念过多少遍的咒语：“无论过去农奴制所依靠的棍棒纪律，还是现在资本主义赖以支持的饥饿纪律，在新的社会制度里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可是你瞧，“群岛”却实现了两者的巧妙的结合。
做到这一点总共只用了三个办法：1.分级灶;2作业班;3.两个管理班子。(但第三个管理班子是决不需要的。比如在沃尔库塔从来只有一个班子，事情照样进行得不错。)
群岛就是坐落在这三条鲸鱼背上的。
如果说它们是“传动带”，群岛就是被它们带着旋转的。
“分级灶”前面已经说过。这是面包和粮食的再分配办法，目的是要我国犯人拼老命、累断腰才能争取到他应得的平均口粮，而这个平均口粮只相当于寄生性社会里发给不做事的囚犯的数量。我国的囚犯要想达到自己法定的口粮标准，只能通过领一百克一块的奖励面包，并且必须被认为是一名突击手才行。如果完成任务超过百分之百，还可以得到多领几勺(从他嘴里克扣下来的)稀粥的权利。这真是关于人类天性的多么无情的学问哪!这些小块的面包，这些粗粮做的小馅饼和为挣得它们而耗费的体力是不能比的。但是人类因其永恒的灾难性的特点，不善于把事物和它的代价加以权衡。正如一杯廉价的优特加酒能叫一个为别人打仗的士兵前去冲锋和卖命一样，一个犯人也会为了这点微薄的施舍而从原木上滑下来浸泡在北方河流汛期的洪水里，或者在脱土坯时光着脚在冰水里和泥。他的这两只脚将来已经用不着在“自由的”土地上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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