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行，必须和平解决。
噢，国家呀!噢，可诅咒的国家呀!在这里，在它最自由的几个月，一个内心最自由的人竟不能允许自己和宪兵们吵一架!……他竟不能把心里想的全部朝他们脸上抖出来。
“问题是这样的，我有严重的病。我的病不允许我到处去打听。我的麻烦事够多了。我们谈到此为止吧!”
这当然是可怜的托词。可怜，是因为我承认他们有收买人的权利，而这正是应该给予嘲笑和否定的。跪在地上的拒绝。
可是他仍不肯罢休，不要脸的东西!他又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证明一个重病人也应当跟他们合作!……但是看到和我实在说不通，就想出了另一招：
“你有富余的一份证明吗?”
“什么证明?”
“证明你病成这样的。”
“证明……有”
“那就把证明拿来。”
原因是他需要工作成果!一个工作日的成果!说明对象还是选得正确的，只是原来不知道这个人病得这么利害。他要证明并不光为看看，而是为了钉进档案，了结这桩公事。
我把证明交给了他，彼此清帐。
这是我国半世纪以来最自由的几个月!
要是这个人没有证明呢?
特派员的本事就在于一下手就选准合适的钥匙。西伯利亚劳改营里的一个精通俄语的(正因为这一点才选中了他)波罗的海沿岸人y被叫去“见营长”。可是坐在营长办公室里的却是一个陌生的鹰钩鼻子大尉，他有一双有催眠力的眼镜蛇的眼睛。“把门关牢!”他很严肃地警告，好像敌人马上要闯进来，同时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从蓬松的长眉下死死盯住y，y精神上马上被压倒了，觉得什么东西烧着他的皮肉，掐着他的脖子。在传唤y以前，大尉当然收集了有关他的一切资料。还没见到人就已断定第一、二、三、四号钥匙全不管用，合用的只有最后的也是最利害的一把。但他仍然先用刺入的目光对准y的尚未浑浊的、毫无防护的眼睛注视几分钟，以便进行目测的检验，同时使他丧失意志，把立刻要压下来的东西事先无形地举到他的头上。
特派员只在一个短短的开场白上花费了一点时间，但他不是用抽象的政治课的语调说话，而是用很紧张的口气，好像讲的是马上或明天就要在他们劳改点里爆发的事情：“您知道世界划分成了两大阵营，其中一个必败。我们确定不移地知道是哪一个。您知道是哪一个吗?……所以如果您想活下去，您就应当脱离注定灭亡的资本主义海岸，游向新岸。您知道拉齐斯的《走向新岸》吗?”——他还说了一些诸如此类的话，眼睛一直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当他最终地确定了钥匙的号码以后，便用令人不安的深沉口气问道：“您家里的人怎么样?”他能随口说出他家里人的名字!他记得每个孩子的年龄!这表明他已经和家属打过交道，这太严重了!“您当然懂得，”他开始实施催眠术。“您和家属是一个整体。一步走错，您就完了，您的家属马上也完了。我们不会让叛徒家属(他的声调逐渐提高)生活在健康的苏维埃环境里。现在您在两个世界之间，在生与死之间做选择吧!我建议您承担协助契卡行动科的义务!如果拒绝，您的家属马上全送劳改营!大权在我们手里(他说得对!)，我们对于决定了的事没有后退的习惯!(又说得对!)既然我们选中了您，您就会和我们一起工作!”
这一切对y如晴天霹雳。他没有精神准备，他过去连想都不能想这种事，他一向认为只有坏蛋才告密，哪能料到会向他建议这个?正面打击，没有浪费动作，没有拖延时间。大尉等着答复，瞧，他马上要爆炸，要把一切炸毁!y心里想，他们这些人什么干不出来?他们什么时候饶过谁的家属?他们整家整户地“消灭富农”，连小娃娃也不放过，不是也下得了手吗?不是还当做自豪的事在报上报道过吗?一九四O——四一年机关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所作所为，y是亲眼见过的，他还到监狱大院看过苏军撤退时枪杀的犯人的大堆尸体。一九四四年又听过列宁格勒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广播。那些广播也和现在这个大尉的眼神一样充满着威胁和散发着复仇的气息。广播声言将来要毫无例外地惩办一切帮助过敌人的分子。那么现在有什么能迫使他们表现仁慈呢?请求吗?没用。非进行选择不可。(y自己也上了关于机关的传奇的当，他还不懂得这一点：这部机器里其实并没有这么完美的协同动作和彼此呼应，似乎他今天在西伯利亚的某个劳改点里拒绝当眼线，过一星期就会把他的家属拖到西伯利亚来。还有一点他不懂得：不管他把机关想得多么坏，实际它要比这更坏。不久以后，所有这些家属，所有几十万这样的家属全都要被送到共同的流放地去毁灭，并不查问他们的家主在劳改营里表现如何。)
如果只为自己一个人，他可能不会被恐惧所动摇。但是y设想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在淫乱秽行都不用布帘遮掩、六十岁以下的女人得不到任何保护的劳改营工棚里将会如何。于是他动摇了。钥匙选得正确。别的都打不开，这把打开了。
不过他还在拖：我需要考虑。——好吧。考虑三天，但是不许和任何人商量。泄露出去就枪毙你!(y去和一个同乡商量，后来特派员要他写的第一份报告，就是关于这个人的。他就和同乡一块编了一份材料。这个人也认为绝对不能拿家属冒险。)
第二次去见大尉，y就在魔鬼的契约上签了字，领受了任务和联系办法：不要到这里来，一切通过免除看押的杂役弗罗尔·里亚比宁接头。
在营内普遍安插这类接头人是劳改营特派员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弗罗尔·里亚比宁在人们中说话嗓门最高，是个快活人，是个颇得人心的人物。弗罗尔·里亚比宁干着点什么不明不白的营生，还有个小单间，并且手里总摸着闲钱。他在特派员的帮助下摸透了劳改营生活的底细和动向，在其中可以说是如鱼得水。这些接头人正是维系着整个鱼网的钢绳。
弗罗尔·里亚比宁指点y说，传递情报要在黑暗的角落(“于我们这一行，顶主要的是机密”)。有时候他也把他叫进自己的小屋：“大尉对你的报告很不满意。你写的东西要能成为这个人的材料才行。现在我教你。”
于是这个厚脸皮就教起这个两眼无光、垂头丧气的知识分子y怎样往别人头上扣屎盆子来。但是y的无精打采的样子使得里亚比宁断定需要给这个可怜虫打打气，加一把火!他便改用朋友的口气说：“我说，你的日子也怪不好过。有时候也想买点什么垫补垫补吧?大尉想帮帮你的忙。这些你拿去吧!”说着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卢布的票子(这是大尉出的钱!这说明他们是不必向会计报帐的，也许全国只有他们能这样!)塞给y。
一见到塞进他手里的这只浅绿色的癞蛤模，眼镜蛇大尉的全部魔力、全部催眠状态、全部束缚、甚至对家属的全部担心都忽然从y身上褪去了：全部发生过的事，它的全部含意都物化为这一张带着绿色粘液的丑陋的纸片，物化为普通的犹大的银币。y已经不考虑家属将会如何，他以一个推开污物的自然的动作把这张五十卢布的票子推开。不解其意的里亚比宁又塞过来，y索性把它扔在地上，站起身来。这时他已经一身轻松，已经是自由的人，既不必再听里亚比宁的说教，也不再受给大尉签的那个字的约束，在人的伟大义务面前解脱了这些纸面的虚伪俗套!他扬长而去!他在营区里走着，两条较快的腿带着他前进：“自由了，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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