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等措施，将军们也建议宣传部组织一批囚犯去矿山(即去斯捷普拉格的第一、第二分部)参观，因为我们这里传说那里也暴动了。(这里顺便说一下，当时的奴隶和奴隶主双方由于各自的原因都避免使用“暴动”这个词和另一个更坏的词“起义”，而是使用一个羞答答的、不那么刺耳的、和平的名词“春歇”。)囚犯们当真选了一些人乘车去参观了，他们看到那里的囚犯们确实在照常出工劳动。
人们对于罢工的蔓延扩大寄托着多少希望啊!而参观者带回来的却只有沮丧。
(带人们去参观这一招儿作得很及时!其实，矿山上的囚犯已经从自由工人那里听到些关于肯吉尔营暴动的谣传了，当然也有波动。六月间恰好有许多复查申请遭到拒绝。有一个疯疯癫癫的孩子在禁区旁边被枪打伤了。于是矿山上也宣布了罢工，人们在劳改点之间的界墙上打开缺口，涌开了。了望塔上架起了机关枪。不知什么人挂出了一条反苏维埃的横幅标语，还提出了“自由或者死亡!”的口号。但是，这幅标语很快被拿掉，换上了一幅提出合理要求的标语，并且写明：一旦这些要求得到满足，就保证夺回罢工造成的损失。开来几辆卡车要从仓库取面粉，占领仓库的囚犯们没有给。罢工大约继续了一周。不过，我手头没有关于这次罢工的准确材料，这些都是听第三者说的，可能有所夸大。)
总之，有几个星期肯吉尔的“战争”变成了宣传战。营外的广播整日不停：在营周围装了几个扬声器，向营区轮流播送对全体囚犯的呼吁和消息(假消息)，有时也放一两张老掉牙的、令人厌恶的、折磨你每一根神经的唱片;
姑娘在田野徘徊，我的爱就是她，
我早已爱上，她那美丽的辫发。
(不过，即使为了争得听听这旧唱片的一点点权利，也值得发动这场起义!要知道，甚至这种破烂唱片也不是播放给跪着的人们听的呀。)播放这些唱片也符合时代精神;它们起着广播干扰作用，干扰从劳改营里向外播放的、针对警卫战士们的广播。
营外的广播内容不外以下几种;诬蔑我们的整个运动，硬说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奸淫和抢劫(虽然劳改营的囚犯听了好笑，但这是让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听的!本来奴隶主们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作出任何更高尚些的解释!至于承认我们这些愚民百姓还能够追求正义和公理，这种思想高度简直是他们无法攀登的);编造一些有关暴动委员会某个委员的“私人丑事”(他们甚至造谣说，某个头目有一次被押送渡过科雷马河时把船底凿了一个洞，致使驳船沉没，三百名囚犯溺死。广播还着重指出：淹死的都是些可怜的囚犯，而且几乎全是犯第五十八条的人，而没有淹死押送士兵。也不知道他本人怎么没淹死);对库兹涅佐夫进行神经战——说本来已经批准要释放他，现在又撤回了;不停地号召：去劳动吧!出工吧!为什么祖国应该白白养活你们?你们不出工会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指望用这些话感动那些注定永远在这里眼苦役的人们吗?!)整列整列的运煤火车停在那里没人卸车!(囚犯们哈哈大笑：“让它停着吧!你们会早些让步的!”不过，囚犯们也没有想起来：既然损失使他们那么痛心，为什么不动员戴金肩章的人去卸车?)
但是，暴动的技术部也没有示弱。他们在总务科大院找到两台电影放映机，利用那上面的放大器代替扬声器。当然，功率不大。电源由秘密水电站供应!(起义的囚犯拥有电力和广播，这使统治者十分惊奇和不安。他们担心暴动者会组装一台发报机，会把起义消息发到国外去。劳改营内部也有人散布这类谣言。)
劳改营也有了自己的播音员(其中斯拉娃·亚里莫夫斯卡娅最有名)。播送最新消息、广播新闻(还有每天的墙报和漫画)。还有一个节目叫“鳄鱼的眼泪”，是嘲笑看守的：“他们从前残酷殴打妇女，如今却装出为妇女命运操心的样子。”还有专为卫兵播送的节目。此外，囚犯们还在夜晚走近了望塔，用话筒向卫兵们喊话。
但由于电台功率不够，无法对村镇上的自由居民广播;而这些人才是在肯吉尔能够找到的唯一可能同情我们的人，他们大部分也是被流放到这里来的。村镇当局不是通过广播，而是通过因犯们办不到的某种方法，散布了大量谣言，把这些人的思想搞乱了：说什么现在控制着劳改营的是些嗜血成性的匪徒和淫荡的娼妓(这种说法特别对村镇里的妇女起了作用);说劳改营里正在虐杀无辜的老实人，把他们扔进炉膛活活烧死(可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当局竟不去干涉!……)。
相距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远，怎样才能让墙外的这些人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必须告诉他们：“弟兄们!我们仅仅是要求公正!他们无缘无敌杀害我们!待我们还不如狗!我们没有别的要求……”可是，怎样去告诉他们呢?一技术部的人深知自己赛不过现代科学技术，因此只好使思想向后转，求助于见世纪前的技术。总务科大院里什么都有，这一点已经谈到过。多年来，对于杰兹卡兹甘的军官们来说，这个地方既能代管首都时装店，又能代替各种田用品修造工厂、这时，囚犯们利用总务科大院里的烟卷纸，仿照法国蒙戈尔非耶弟兄傲气球的办法，或做了一个巨大的气球。气球上绑上一束传单，气球下面吊一个火盆，装上燃烧的木炭，它可以把热空气通过气球下部的开口进入气球。使气球上升。囚犯们兴高采烈地聚集在院子里(囚犯们高兴起来就像小孩子一样)，观看这一奇特的抗空装置冉冉上升，向墙外飞去!但是，呜呼!这天的风速超过气球上升的速度，气球团飞过墙，下面的火盆就被墙外的电线挂住，失去热气流供应的气球落了下来，同传单一起烧毁了。
这次失败之后。他们又用烟充满气球。这种气球在顺风时飞得不错，可以使村镇居民看到挂在上面的大字标语：
“救救遭受毒打的妇女和老人们!”
“要求派党中央主席团委员来!”
警卫士兵们便用枪射击这些气球。
这时有几个车臣人囚犯向技术部建议制作风筝(他们是做风筝的能手)。很快便糊出了不少风筝，可以把它们放到很远的村镇上空去。风筝上绑有一个小小的机关，待到风筝飞到预定位置上空时，机关就可以打开，挂在上面的一束传单就落下去了。放风筝的人坐在工棚屋顶上观察着事态的发展。传单有时落在离营区不远的地方，于是看守们就跑去拾;如果离很远，就派出摩托兵或骑兵去拾。总之，尽量不让自由居民看到这独立的真理(传单的末尾一句话是请求每个读到它的人设法把它送到党中央去)。
士兵们也射击风筝，但风筝不像气球那么容易损坏。但对方很快就想出了优派出大批看守便宜得多的对应措施。他们也用风筝来捕捉并绕住我们的风筝。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风筝战!这是为了压制住真理的声音……
(为了说明肯吉尔事件的时代背景，我们不妨请读者回想一下这次暴动当时在自由的外界发生过一些什么事件。当时是：关于印度支部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正在开会。法国人皮埃尔·戈特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另一名法国进步作家萨特来到莫斯科。以便投入我国社会的进步生活;大张旗鼓地庆祝了乌克兰同俄罗斯恢复统一的三百周年纪念。五月三十一日在红场上举行了盛大阅兵或游行。分别授予马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列宁勋章六月六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尤里·多尔戈鲁基纪念碑揭幕式。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自六月八日正式开幕(但是，大会上当然只字未提肯吉尔的事)。六月十日政府发行公债。六月二十日空军节，在土希诺举行了壮观的检阅。一九五四年的这两个月还有一件事比较突出，就是在所谓文艺战线上展开了强大进攻：苏尔科夫、科切托夫和叶尔米洛夫发表了气势汹汹的文章，摆出一副整人的架势。科切托夫甚至发问：“这是什么时代?”可是，谁也没有对他说：“这是劳改营起义的时代!”这一时期许多错误的戏剧和小说遭到了批判。而在危地马拉，帝国主义的美国受到了应得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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