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那些教会案审判是内部案子，不会使进步的欧洲感兴趣，不用法典也可以对付过去。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教会与国家的分离，国家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教堂建筑本身以及里面挂着的、摆着的、画着的一切，都归国家所有，而留给教会的只是圣经上规定的那种一无所有的教会。早在一九一八年，当政治上的胜利看来已经比预期更迅速和容易地取得的时候，就着手去没收教会的财产。然而这一仓促之举引起了人民太大的愤怒。在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再去建立一条反对教徒的内部战线，那是不明智的。共产党人与基督教徒的对话不得不暂时搁置下来。
在国内战争末期，作为它的一种自然后果，在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空前未有的饥荒。因为这不很使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增光，所以我国的书刊上只含含糊糊地提它两行。然而这次饥荒达到了人吃人、父母吃亲生子女的程度这样的饥荒甚至在大混乱时期的俄罗斯也是没有见过的(因为当时，据历史记载，一连数载都有尚未脱粒的谷垛被压在冰雪下过冬)。一部关于这种饥荒的影片，就可以把我们见到的和知道的关于革命和国内战争的一切完全改观。但是，既没有电影，也没有小说，又没有统计研究这是竭力要人们忘掉的，这是不光彩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任何饥荒的原因推在富农身上但在普遍的死亡中分得出谁是富农呢?柯罗连科在《致卢那察尔斯基的书信集》中(尽管后者答应过，但我国从来没有出版过这个集子)解释造成国内遍地饿殍、民不聊生的原因说：这是由于一切生产率的下降(劳动的手都去拿武器了)，由于农民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丧失了哪怕给自己留下一小部分收成的希望。将来会有人算清这笔帐：根据布列斯特和约，从失去抗议声的俄国，甚至从未来的饥荒区，用了好多个月好多节车皮给继续在西方作战的德意志帝国供应了多少粮食。
一条笔直的、短短的因果链条：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人所以吃自己的子女，是由于我们当年急不可耐地取消了立宪会议。
但是政治家的天才就在于从人民的灾难中也能取得成功。这确是神机妙算须知可以一箭三雕呀;现在让神甫们去养活伏尔加流域吧!他们是基督教徒，他们是慈悲为怀的!
1.拒绝就把整个饥荒嫁祸于他们，并可以把教会摧毁;
2.同意我们就把教堂彻底打扫干净;
3.在两种场合都可充实货币储备。
而且，这条妙计看来还是教会自己的行为给提醒的。正如吉洪总主教所陈述，还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在饥荒刚发生的时候，教会就成立了救济饥民的教区委员会和全俄委员会，开始募集钱款。但是，容许来自教会的直接救济送到饥民嘴里，那就等于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被查禁了，而钱款则收归国库。总主教还向罗马教室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求助但这也被制止了，解释说，只有苏维埃政权才有权同外国人进行谈判。而且何必大惊小怪;报纸上写着，当局自己有一切办法来应付饥荒。
而在伏尔加流域正在吃草、吃鞋掌、啃门框。最后，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救委会(国家救济饥民委员会)向教会提出建议，为饥民捐献教会的贵重物品，不是所有贵重物品，与教仪有关的物品不必捐献。总主教同意了，救委会制订了一项实施细则：一切捐献必须是自愿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十九日总主教发表文告;允许各教区委员会捐献无关教仪的贵重物品。
这样一来，一切又可能化为蒙蔽无产阶级意志的妥协。
思想如迅雷闪电!思想变成法令。全俄中执委二月二十六日的法令：从教堂收取一切贵重物品为了饥民!
总主教给加里宁写信加里宁没有答复。于是，总主教于二月二十六日发布了新的、致命的文告：从教会的观点看，这类行动是渎神行为，因此我们不能同意这种收取。
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岁月后，现在不难对总主教提出责备。基督教会的领导人当然不该为这样一些思想分心：苏维埃政权有没有其他的资源，或者，是谁把伏尔加流域搞得没有饭吃;他们也不该抓住这些贵重物品不放，信仰的复活(如果还能复活)完全不在这些东西上面。但是也应当为这个不幸的总主教设身处地想一下。他的当选已经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领导着备受排挤、迫害、处决而他又受托保存的教会。
这时报纸上立刻发动了对总主教及高级教职人员的稳操胜券的围攻，说他们正利用饥荒的瘦骨嶙峋的手来枪杀伏尔加流域!总主教抵抗得越顽强，他的地位也就变得越虚弱。三月，在宗教界内部也开展了一个让出贵重物品、同当局协调一致的运动。参加救委会中央的安东宁·格拉诺夫斯基主教向加里宁表达了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担心：“教徒们感到不安的是，教会的贵重物品可能会用于与他们心灵格格不久的狭隘的其他目的。”(了解先进学说一般原则的有经验的读者会同意这是很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和正在解放中的东方的需要，其迫切程度并不亚于伏尔加流域。)
彼得格勒的大主教文汉明也处于无疑的激奋状态中：“这是上帝之物，我们自己会全部交出来。”但是不要来收取，让这作为一种自愿捐献吧。他还要求建立神职人员和教徒们的监督：伴随贵重物品直到它们变成供给饥民的粮食。他感到苦恼的是，与此同时又不要违背总主教对这件事的谴责态度。
在彼得格勒好像是和和气气地进行的。一九二二年三月五日在彼得格勒救委会的会议上，据目睹者说，甚至出现了一种欢乐的气氛。文汉明宣告：“东正教会决意把一切都交出来救济饥民”，只是认为强制收取是渎神行为。但他这么一来，收取也就不需要了!彼得格勒救委会主席卡纳特契科夫担保说，这会引起苏维埃政权对教会的好感(焉能不如此!)。一股暖流通过心房，大家都站立起来。大主教说：“最主要的重负是不和与仇视。但俄国人汇合为一体的时候将会到来。我将亲自带领善男信女从喀山圣母身上取下金袍，流着甜蜜的眼泪把它们贡献出来。”他祝福救委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们，而他们也光着脑袋把他送到大门口。三月八日、九日、十日的《彼得格勒真理报》证实了谈判的和睦而成功的结局，赞扬了大主教。“在斯莫尔尼宫里商定，教会的樽爵、金袍将在教徒们面前重铸成金锭。”
又涂抹成了某种妥协!基督教的毒气毒害着革命的意志。伏尔加河流域的饥民们不需要这种团结一致和这种自动捐献的方式!彼得格勒救委会的立场不稳的班子被撤换了，报纸开始冲着“坏神甫”“教会公侯”狂吠，对教会代表们说明：不需要你们的什么捐献!不需要同你们搞什么谈判!一切都属于当局它认为需要什么就取走什么。
于是，在彼得格勒也和各地一样，开始了伴随着冲突的强制收取。
现在就有了合法理由来开始教会案的审判产
8莫斯科教会案(一九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七日)，地点在综合技术博物馆，莫斯科革命法庭，审判长别克，检察长卢宁和隆吉诺夫。十七名被控告散发总主教文告的受审人，包括大司祭们和俗人。这个罪名比交出或不交出贵重物品还重大。A·H·藻泽尔斯基大司祭把自己教堂里的全部贵重物品都交了，但原则上坚持总主教文告的看法，认为强制收取是读神行为于是就成了审判的中心人物马上就要被枪决(这也就证明：重要的不是给饥民们饭吃，而是在方便时刻把教会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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