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霜冷长河》的时候,正好是余秋雨编剧、马兰主演的黄梅戏《秋千架》在长安剧院演出的那几天。
那天一场突然而至的夏雨洗刷了长安街,灰蒙蒙的北京城终于通透、明快许多,整个傍晚都像是延时不少,明亮亮的。我穿了臭美的衣服,从出租车里爬出来,街面上干净、敞亮。走进花店,我愉快地告诉店主人,今天要送花给我的老师,很重要的。
我带了几位熟人去看戏,最后还“勇敢地”上台把那束花献给了马兰。回到家里余老师和马兰给我打电话,马兰在电话里直笑我。
人家献花都是从舞台侧面的小梯子上去的,观众看得见,演员也看得见。我不管,我钻到后台,等在那,好不容易等马兰唱完最后一句从台下的掌声中直起腰抬起头来,我一脚就冲到台上,直不咙咚把一束花捅到她跟前,把她吓了一大跳。马兰说我都奇怪你是怎么到台上来的。
我自己也觉得好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回干这样的事,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我一起去看演出的朋友也笑我:这个余秋雨也是倒霉,怎么会有你这么个二百五学生。
余老师说这有什么,像姜丰她们好多女孩子都是大大方方走上台去给马兰献花的。
我看的已经是最后一场。捧着那束雨后的鲜花冲进剧院前厅时,余老师早被一大堆人围在中间,有观众,也有记者,他们的声音都很小,有点交头接耳的意思,这让整个演出大厅既有交流沟通的空气流动,又不至于太喧闹乃至嘈杂。大家把握得都很有分寸。我笑眯眯站在旁边,轮不到我插上话,我耐心地等着。不过镜头扫过来,我成了余老师身后一处很不错的背景。
我还看到许多花篮,都是他们俩各界的朋友们送的,预祝和祝贺演出的成功。我还看到了我熟悉和认识的一些人送的花篮,心里很感动。
那些天京城里关注余秋雨的人都有所期待,许多人还记得前些年他和马兰作为主创人员参加的《红楼梦》在北京演出时的盛况。
这天北青报上登了一整版对余秋雨和马兰的专访,我看了,记得里面有一段话,说《秋千架》里那位冒名顶考的古代女孩子成天在自家院里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围墙外面是纷繁的世界,还有每年赶考路过的考生。女孩的秋千有时会荡得高出围墙,荡过了男女界线,荡过了功名得失。心里很喜欢。这是特有的余秋雨的表达方式,一个很形象的载体秋千架,加上一个很直接的动作荡秋千,但是一下子他就能把它们转换为理性与人文化的话题,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我喜欢这种形式即是内容的艺术作品。
我在电话里对他说,我还自己去买过票,结果好几天的都卖完了,差点就看不上了。
那是真的,新的长安剧场落成后,我只去看过一场姜文演的话剧。在上戏时看惯了不要钱的演出,真要自己掏钱买票看戏有点太像观众,找不到当年那种观摩切磋的感觉。那次也算是给姜文面子,约女友一道来看戏,一人掏票钱,另一人掏饭钱,把一个戏剧之夜过得高高兴兴。这次更因为是余老师和马兰的缘故,又如法炮制,约来一位女友,说好也是一人出一份钱,可到售票处一看,说是几天的票全卖光了。只在大厅里看到几张马兰的大幅剧照。既然是乘兴而来,就不能扫兴而归了,我们干脆一头扎进剧场西餐厅,大吃一通,不仅把该掏的饭钱吃了,还贴上了买票的钱。
余秋雨说朋友太多,他的,马兰的,多得不得了,好多人都跟他们要票,结果好多票都让他们自己给拿去送人了。
原来这样。我心想,这样怎么挣得到钱呀。我听说这是他们自己出资排的戏,本来还想来做点贡献的,结果倒又白蹭了几张票。
他说他忘了送我一本新出的《霜冷长河》,我说我已经买了一本,正读着。他又开始在电话里说“谢谢”,问你读到哪了。我拿起随手俯卧在地毯上的《霜冷长河》,告诉他正在看“嫉妒”那部分。
现在闭上眼睛随便地一想,其实在这本书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他对友情、对友谊的感悟与表述。那些感悟与表述,不仅体现在其中专门的一个章节里,更是贯穿在整本书里,也即是贯穿在他日常的现实生活里。你看他笔下的师长、同学、上海人、远方的船长、近处的学生,哪怕是深夜小吃摊前的一次对话,都无不笼罩在友爱与温善的气息里。更何况那些专门来议论友情的话语,失望与寂寞,都显出他对于真正友情的苦苦追索。
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2)
他从没跟我谈起过,但我隐约感到他曾被友情伤害过。
也许文人多相轻,也许还有更复杂或无聊的因素交杂其中,当十几年后再与他交谈时,我发现个别他早年的朋友或同行已被排除在他的生活之外,早已互不往来了。想到在上海最后一次和他谈天,他曾那样由衷地向我讲述他那些朋友们的逸事,真替他伤感。
这是一个非常在意和看重友情的人,到现在也常听他说到某位熟悉的人时总爱加一句“他是我很好的一位朋友”,但关键时候他又总是那样苛求和认真。听他说曾给一位早年要好的友人写过绝交信,因为那人严重伤害了另一位他所尊重的老人,他要求那人公开向老人致歉,否则就从此断交。
我想起《世说新语》里说的管宁、华歆二人曾同席读书,门口有香车华盖经过,管宁照旧读书,华歆却忍不住跑出去看热闹。管宁一生气,割席分坐,不再认华歆为自己的朋友。后世一直都把“割席分坐”比喻为朋友绝交。以现代的眼光看,那位华歆实在是有点迂得可爱。在我眼里,余秋雨那样郑重其事、清清楚楚非要用书信的方式来表示他的绝交意愿,也颇有些古代男人割席分坐的憨实决绝。
记得有次我跟他告状说有人违背我的意愿出书,我被一些琐屑伎俩气得鸡飞狗跳的,又没有“对敌经验”去应对人家,只会一个劲叫这书别出了。但最后书还是出来了,我一见就一把把它扫落在地上。当时他笑我,说第一个举止是对的,是马小娟的风格,扫落在地就大可不必,动作太大。我说我气坏了,关键是自己还说不清道不白,闷气得很。
其实他说我时很客观,但轮到自己也一样会有说一不二、决不退让的时候。
我感觉这些年他不仅决意要走出书斋,他也同样不让自己苟同文坛浊事,决意要冲出那一道相互欣赏的关系网、小圈子。
而一旦出来,便看得更明了。
有次一位熟人跟我唠叨,说余秋雨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他与一位什么官方人士间的交往。仿佛这样他就有了攀附的嫌疑。我笑起来,说你这是小人之心啊,你光看到他写自己与官员的来往,他还写了那么多与劳动人民间的交往,你怎么就看不见呢,你自己心态不对头吧。
都是读者,都有交流,管他当官的做工的,人家能够认可你,就都是你的荣耀,你的拥趸,你应该心怀感激好好地待他们,还分什么阶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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