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边看边写(2)
所有那些已经出版了的为无数的人阅读着的书籍、语言，还有那些未及整理的思考与线索，它们在未来的时段可能会被酝酿得愈发醇厚、愈发馥郁，这些都是他自己的，他余秋雨独自拥有的，是一笔属于他自己的研究与创作财富。
我好生羡慕，还有些些的嫉妒。
他自己谦虚地在《千年一叹》中表示：“像平遥这样一直公开向我表示感谢，而其实应该反过来接受我感谢的地方还有很多，这一路上就遇到好几个。车队的伙伴们对于我与那么多遥远的地方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深感奇怪。我说，很多年了，我先把脚步，再把思考，最后把生命都融入了这些地方，由此你们也会明白，当初我告别了什么，逃离了什么。我可能不会再走很多路，但要我返回那些逃离地，再去听那些烦杂的声音，是不可能的了。”
这些事让我很感动，一个文人、学者，写文章写到这种程度，只能说明他所关注和领悟到的，也是现实生活中大众所关心的文化盲点与空缺，他的出走与远离，也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一个转过身去的动作，而是一次成功的深入，一次与大地、与民众发生亲密接触的实践。民众与人群对他的欢迎，就已经是对他的最大肯定，别的那些“文人”间的争吵，在这些面前也就显得没有什么意义了。
偶尔在外地宾馆的凤凰卫视中见到余秋雨他们的行踪，正是在异地奔波了一天坐下来整理心得的时候，听一听余老师对异域文明的发现与感受，是交流，也是启发。
那些图像，那些话语，一晃而过，断断续续。
他在后来的《千年一叹》里说自己，“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女弟子偷练“余氏功夫”(1)
那段时间，从行动的方式，到对历史对人文的思考与情绪投入，真是一次彻头彻尾的追随和摹仿。
过去听他课看他文章，他就像是一名导游，我这个学生是在他的引领下，看尽了一路的好风光的。那样的过程，还来不及有自己的发现，就早被他话语与文章的气势裹挟而去，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倾听与阅读的快感层面上。
这次太不一样，是自己一次次去面对那些历史的场景，进入历史的现场，自己去体悟那些曾经活过的人、发生的事。总是在路上，天上、地上、水上，越走越强健和放松的肢体，举着一只思绪乱飞的脑瓜子，在大地上狂奔。总是这样，刚刚还没在都市的人群中，刚刚还在为买到一件漂亮衣服兴奋，刚刚还在博物馆黑乎乎的大厅里凑近了辨认那些文物，转眼就行进在山高水远的乡路上，混迹于一大群世代相守在本土的当地人中。我贼头贼脑四下打探，我蹲在墙根儿下，甜腻腻地叫着大爷大妈，缠住人家打探他们祖辈的来处与去向，有时还被领去他们的家里，看他们今天的生活与习俗，老实不客气地吃他们那些土土的菜肴和点心。总是坚持称自己为“闯入者”“外来者”，但是是非常善意的“闯入者”和“外来者”。
也是在那样的情状之下，我对余秋雨式的写作姿态也突然有了很强烈的认同。
以前对他散文的喜欢和维护，主要还是在对他才华和情感上的趋同，而真正对于他创作《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一系列文化散文的冲动和坚持所在，我除了在他的言谈和文字里去了解，去体会，其实并不能完全达到感同身受。总是隔着一层。只有当我自己也放胆在中国大地上独自游历了一圈之后，自己也有了写作和发言的冲动、激情时，才自然而然了悟了那一切。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然和合理的结果。
一个稍稍有点悟性有点感觉的人，一个对人类的过去与未来稍稍有点好奇有点想法的人，让他突然穿越几千年的时光，一下跌落在早已物是人非或者人去楼空的历史舞台的前景中，他脑瓜子里不活动活动情绪上不激动激动，那真是不可救药了。
还是抄录一段余秋雨的话，最能表现我后来也有的那种感觉：
“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与先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在我居留的大城市里有很多藏有古籍的图书馆，讲授古文化的大学，而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大地默默无言，只要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结果，就在这看似平常的伫立瞬间，人、历史、自然浑沌地交融在一起了，于是就有了写文章的冲动。”
那是当然的，就像我，常常会被自己满脑子里的滔滔话语涨得想要发狂，整个人都会被它们催得弹跳得起来，飞起来。
于是也庆幸在片子的操作伊始，我们坚持要让撰稿每一个博物馆、每一处历史遗迹都要走到的决心，也多亏了深圳方面有那么大的魄力，主要是有那么强的经济实力，舍得拿出钱来让摄制组两次甚至三次四次前往同一个外景地考察。
记得刚听到余秋雨他们去中东和南亚走“千禧之旅”消息时，除了激赏，还挺嫉妒的。这之前我曾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书讯上得知一位西方记者从欧洲出发，沿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路线，一路前往中东，沿途记录下那里的战火与人民的生活现状，出了厚厚的一本书。她也把自己这次行动当作二十世纪末的一次行为。当时我还对剧组的人说起过，觉得那个西方记者选择的路线和区域很有历史感，相隔1000年，时间和空间的两头恰恰又都是战火，两头又都是宗教。什么也不用说，光是客观记录，就足以让世人震惊和警觉了。当时说要是我们也有能力搞这么一次远行，光是这么个形式就能牛倒一大片。没想到很快就传来余老师他们的“千禧之旅”消息，搞得我还有点小小的失落。可见在中国，很多创意不是没有人想到，而是没人有魄力和实力去实施。
不过话也说回来，像深圳这样一个远离内地的经济特区，能想到以拍摄中国100个最具魅力的博物馆的形式，送别二十世纪，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手笔。
也真庆幸自己糊里糊涂就参与了这么一次跨世纪的行动，并且愣头愣脑地坚守住了自己一贯喜欢的方式。这样一来，简直就像在同一时间里，几乎和余秋雨老师在做着同样性质的事情。
不知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撞上门来。
记得余老师在他的几部书里都提到过在外面游历时，肢体与精神上的历险。现在想，连这一点都是极其相似的，也都是事后想起来很好玩当然也有点后怕的事情，每一次都会成为记忆中有趣甚至神奇的体验。同样在国内游历，他说“一次为了赶早班渡船在山间迷了路，我顺着几声苍老的咳嗽声，找到了一间看山人的小屋，得到了指点;又有一次夜间迷路见对面来人，心中疑惧故意哼曲壮胆，对面来人也同样哼曲，等擦肩而过后才彼此放心，回头一笑”。这都是让一些具有相同经历的人会心一笑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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