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生命力很强并且有着长寿基因的家族，他的祖母与毛泽东同龄，在后者去世后她又活了十几年时光。他的父母至今健在。他行走天涯，著作等身，充沛精力与坚毅的个性，也早让他有了“铁汉子”的美誉。这个家族像许多江南水乡人家一样，柔和而坚韧，不动声色当中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余姚小城我也有幸去过。去的时候司机带我们走近道，绕山而行。不动声色的江南深处，让我老想起这里面冒出来的那些家学深厚的文化智者，河边小巷间潜隐着的安适独立的书斋。感觉里总有些离那样年代愈来愈远的失落，又忍不住要忧伤那么一下。心想现在是个人都要往外走，往外发展，家乡与出处都被丢弃在身后，而拥杂、逼仄的城市里又怎能出得来那样大气、从容的灵魂?不知要等多久，这些消沉、冷清的村镇才能再次迎来回归的游子，重现曾有过的那些风景。耕读之家也好，修身养性也罢，这样幽深恬静的远处，正是那些如今正疲于都市人海倾轧的灵魂需要的归息之所。
出来时走的高速公路，那情形就更加地怪异、惊讶：仿佛永无尽头的高速公路架越在大片大片的水稻田上，这里大约四万平方米的田野下曾经出土过一层又一层古人的遗物，最远可以追到7000年之前。那时田野上有一排排干栏式的木屋，同样远离地面，架空的。那是著名的河姆渡文化遗址。
小车进入一座小镇，一条小河穿城而去，一些青砖青瓦的老房子迎面撞来，路边的人走得消消停停。知道自己又闯进了一处远方的生活场景当中。果然听得司机说这就是余姚小城。
在电视里见到余秋雨，立在老家余姚乡下母亲生他的雕花大床前，说自己就是个乡土作家，因为总是离不开土地，总是行走在土地上，走得再远，最后也是要回到土地的怀抱中。
他“喜欢那些把自己的生命与大地紧紧夯在一起”的人，“他们把叩问大地的秘密与叩问生命的秘密当作一件事，又那么安静。是他们，组成了中国文学的深层图谱”。
那也是他的取向。那一期节目很有意思，把余秋雨、陈忠实还有一位拍老家爹妈的摄影家三人剪辑在一起，谈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余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为了这个片子，中央电视台请他重回了一趟余姚老家。陈忠实与那位摄影家倒确实是憨土憨土的写实主义者，几近原生态。把余秋雨也归入这样的行列当中，我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挺新鲜。
和他聊家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谈到他的祖母，一个不识字甚至没有自己名字的妇女，却给了他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总有人以为他的名字如此富有诗意，会不会是他后来取的笔名。他总是骄傲地告诉别人，不是笔名是他的本名，是他的祖母为他取的。出生的时候外面正下着秋雨，祖母随口就给他叫了个小名。以后小名又成了大名。
他是祖母的长孙，受到宠爱，也肩负重任。他的祖母总是最关心他，他又总是最想满足祖母的所有心愿。
最让他心疼的，是祖母在文革中的磨难，仅剩的两个儿子，一个被造反派关进监牢，一个因热爱名著《红楼梦》含冤自尽。不识字的祖母要在根本不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接受这样的命运安排和打击。
旅行，家人，亲情(2)
有一次他对我说过，永远都忘不了他祖母在文革结束后得知自己的小儿子“平反”时的样子，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手捧小儿子单位送来的平反证书，眼睛里的神色就像终于又捧回了自己丢失多年的一件珍宝，有了少女般的那种娇羞和委屈。他对我说，当时他简直都不敢看她，她的那个神态历历在目。
他说他写过一个短短的自传，里面有一段专门写到他的祖母，他要找来给我看。后来他
真的复印一份《隐秘的河湾》给我，没有一点煽情或是呻吟，我读得泪流满面。
他还说他们一家人在文革中的关系。他的感情世界极为细腻。那时家里总在出事，每次他从上戏回家走近家门时，一看到门前有人，心马上乱跳，不敢再往前走，生怕家里又出了什么大事。他的大弟弟才初中毕业，就要出海捕鱼贴补家用，每次离家上岸也不敢直接回家，总会怯怯地先来问他“爸爸是不是死了”。当时他们的叔叔已死在安徽，父亲关在上海的牢里，一家八口人靠二十六块钱活命，大概潜意识里最可怕的事就是失去父亲，所以家里一有点“风吹草动”，他和年幼的弟弟就立刻会有大难临头“爸爸已经死了”的恐惧。
我们一起聊天时，说到家人，爸爸妈妈弟弟，他总是愉快、毫无芥蒂。他的家庭很像我的家庭，我知道一家人在苦熬过那样的艰难与绝望年月，是会懂得彼此永远珍惜的。
他说过如果写小说，他要再写他家乡的河湾，他生命中的那些亲人。
“孩子一离开你的身体，就已经是你的异化。”
“父母对孩子的爱是一厢情愿的，当有一天她长大离开，你会像失恋一样痛苦。”
“那是母亲在断奶，根本不是孩子在断奶。”
“你不要有任何想法去觉得你的孩子将来要怎么样。你说要给她一个宽松环境让她身心都自由自在，那是你不是她。嵇康嗜酒如命，曾经一面喝着酒，后边就跟个扛镢头的，准备醉死就地挖坑埋了。不过你知道他儿子吗，一辈子一滴酒都没沾过呀。”
“小孩子要顺其自然，她不可能成为任何你想要的样子。否则你一定有痛苦。”
在对待血缘亲情上，他的言谈有时却流露出几份决绝与弃舍。他热爱和关心他的亲人，他又希望自己的未来有更简单化的社会关系。那样牵肠挂肚的血亲之爱，他并不热衷。他对已有的亲情饮之如甘，尽职尽责，说起来也是亲情浓浓，但我们聊到孩子，他很少附和我对孩子对下一代的爱。
他曾告诉过我对文化遗产的感觉：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好与不好，都是留给我们的，今天它都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可以去创造更好的文化。
我倒觉得，这话用在亲情关系上也很适合。爸爸妈妈兄弟姐妹三姑六舅，那是血缘关系里早就存在的，要与不要都随不得我们，在中国这样以人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它还是检验我们人格是否健全的重要标准之一。但是我们在未来的社会里，建构一个怎样的亲情关系，却完全在自己的掌控当中。
以我自身的经验看他，他又是矛盾的。对于已有的亲情、尘缘他深陷其中。文革伊始他才十九岁，一家人苦苦挣扎，受尽磨难。 他说“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不是被批判，而是饥饿。”“极度饥饿的亲人们是不愿聚在一起的，只怕面对一点食物你推我让无法下口，我尽量躲在学院受造反派批判，一星期回家一次。”
善良天性也好，责无旁贷也好，十九岁的他想要把全家八口人的生计扛在肩上。那时最大的灾难就是生计。大学生们要到农村去劳动锻炼，别人都想法躲避，他却因为可以挣到点工钱接济家里，恨不能立刻下到乡下投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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