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师余秋雨_哈马忻都【完结】(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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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之后,我还签署开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学生食堂用餐,无意中看到一个无法容忍的场面:一个男学生与食堂卖饭的一位年长女工发生了争执,这个学生竟然把一碗满满的稀饭,盖倒在女工头上!

  几天后,我在大会上向这位男生讲述开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长辈;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学生,她没有文化——凭着这三点,你还这样做,非开除不可。”

  在一次次处分学生的过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我们过去多么希望年轻的生命能够排除一切高压强力,勃发出灿烂的生命光辉和艺术光辉啊,但当我们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一点,竟发现勃发出来的有一半是邪恶。在校内我暂时有权整治,在校外呢?邪恶既然已形成了一种勃发的势头,靠我们的处分能够阻遏得了吗?如果这些新起的邪恶与社会上残留的历史邪恶合流交汇,将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这些邪恶不以拳头或稀饭的形态表现出来,又将会形成什么局面?

  四

  更苦恼的事情是,我们的处分那么正义,却也保留着一些疑问。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杰出人士云集的场所喝酒,一位可爱的女士恭敬地称我院长,并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畅谈中,他们思路清晰、体察世情,让我精神陡振,便问那位女士是哪一届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她说:“院长,我就是被您开除的五个女生中的一个。”

  一次去海口,朋友到机场来接,顺便说起还有我的一位学生也想来,但走到半道就换车回去了,似乎对我有一点尴尬心理。我细细追问,终于明白,他就是被我开除的那个男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本份职员。

  我在交谈中问过他们对当年开除的看法,他们都说,那个处分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但是,就在与他们“重逢”的前后,我还遇到了当时学院里的几个优秀学生,与他们一对比,心情就复杂了。

  例如,那个依然英俊的学生我给他颁过奖,毕业后多年不见,却在飞机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没说几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他在省文化厅负责创作。问他参与了哪些创作,他报了八、九个剧名。

  我能听到(3)

  我问:“这样的戏,听起来都比较左倾保守,能做好吗?”

  他说:“几乎所有的大奖都得了。全省的,全国的。”

  我问:“有观众吗?”

  他说:“也有一些。以送票为主。”

  我问:“有自己来买票的观众吗?”

  他说:“这很少。”

  我问:“多少?”

  他迟疑了一下,说:“每场十五、六个吧。”

  我问:“每个戏演几场?”

  他说:“两三场吧。”

  我问:“每个戏该有多少投资?”

  他说:“几十万。最花钱的是那么多人要浩浩荡荡进北京,去演一场,这要另行拨款。”

  我问:“为什么非去不可?”

  他说:“为了评奖啊。我们不去,就要把那么多评委一个个请来,一个个伺候,更花钱。”

  我问:“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他说:“政府的文化经费,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业赞助。”

  我问:“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师,这没法阻止。得奖是部长、厅长他们的政绩啊,每个省都是这样。”

  我看了他一会儿,心想这也是他的“政绩”。在文化经费缺乏,戏剧濒于消亡的情况下,他们却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联手抽取巨款,去骗取“政绩”,这与巨贪剧盗何异?他刚才分明还说,这次他是去承接一个“艺术节”的几个演出项目,款项巨大……这便是我的优秀学生。这样的学生还有多少?他说了,每个省都是这样。

  正因为是优秀学生,毕业分配之后立即获得重用,管辖着一个地区的创作;正因为是优秀学生,熟悉专业话语,给一大堆文化欺骗行为以专业支持……

  我们当初开除的,是另外一些学生。

  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学生谈完话,我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其实我对近年来各省的文化行为已有强烈的负面感知,却一直不敢承认,有我的很多学生混迹其间。现在,在一万公尺的高空,终于把真相揭开。

  仍然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论。

  五

  更大的悖论发生在教学中。

  在当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两难境地,是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师的标准。

  我知道,这种“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点残忍,却是历史转折处两种需要的必然碰撞,无可避免。我几乎不敢正视很多老师的眼神,其中包括许多我自己的老师。

  于是,上午,我在全校大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校车内,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我却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我说这些重话的时候,眼睛先看礼堂远处的墙壁,然后虚虚地扫一眼全场,便把目光扫到讲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实没有讲稿,但我要假装有一份讲稿存在。我的口气很权威,但心里还是很脆弱,怕在会场里看到什么。

  其实,五分之四这个比例是经过严密调查计算出来的,但总有不少教师、干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说,连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内,合格的研究人员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实了。

  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都有了希望。那么,我又何必躲避老师们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合格的教师更不可能全部请出去。因此,当时惟一的办法是让全院所有的课程全都经受检验,让教师们知道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差距,然后重新学习,重新开课。

  谁来检验呢?我觉得首先是学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学术课程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强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年、两年地忍受贫乏与无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出色的作品、观念和课程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低于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决定学习国外,由以前永远处于被考试地位的学生,为每门课程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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