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我还签署开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学生食堂用餐，无意中看到一个无法容忍的场面：一个男学生与食堂卖饭的一位年长女工发生了争执，这个学生竟然把一碗满满的稀饭，盖倒在女工头上!
几天后，我在大会上向这位男生讲述开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长辈;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学生，她没有文化——凭着这三点，你还这样做，非开除不可。”
在一次次处分学生的过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恼。我们过去多么希望年轻的生命能够排除一切高压强力，勃发出灿烂的生命光辉和艺术光辉啊，但当我们千辛万苦地做到了这一点，竟发现勃发出来的有一半是邪恶。在校内我暂时有权整治，在校外呢?邪恶既然已形成了一种勃发的势头，靠我们的处分能够阻遏得了吗?如果这些新起的邪恶与社会上残留的历史邪恶合流交汇，将会出现什么情景?如果这些邪恶不以拳头或稀饭的形态表现出来，又将会形成什么局面?
四
更苦恼的事情是，我们的处分那么正义，却也保留着一些疑问。
很多年后的一天，我在北京一个杰出人士云集的场所喝酒，一位可爱的女士恭敬地称我院长，并把她的丈夫介绍给我。畅谈中，他们思路清晰、体察世情，让我精神陡振，便问那位女士是哪一届从我们学校毕业的，她说：“院长，我就是被您开除的五个女生中的一个。”
一次去海口，朋友到机场来接，顺便说起还有我的一位学生也想来，但走到半道就换车回去了，似乎对我有一点尴尬心理。我细细追问，终于明白，他就是被我开除的那个男生，现在是一家公司的本份职员。
我在交谈中问过他们对当年开除的看法，他们都说，那个处分没有错。
当然，没有错。
但是，就在与他们“重逢”的前后，我还遇到了当时学院里的几个优秀学生，与他们一对比，心情就复杂了。
例如，那个依然英俊的学生我给他颁过奖，毕业后多年不见，却在飞机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没说几句话就已经告诉我，他在省文化厅负责创作。问他参与了哪些创作，他报了八、九个剧名。
我能听到(3)
我问：“这样的戏，听起来都比较左倾保守，能做好吗?”
他说：“几乎所有的大奖都得了。全省的，全国的。”
我问：“有观众吗?”
他说：“也有一些。以送票为主。”
我问：“有自己来买票的观众吗?”
他说：“这很少。”
我问：“多少?”
他迟疑了一下，说：“每场十五、六个吧。”
我问：“每个戏演几场?”
他说：“两三场吧。”
我问：“每个戏该有多少投资?”
他说：“几十万。最花钱的是那么多人要浩浩荡荡进北京，去演一场，这要另行拨款。”
我问：“为什么非去不可?”
他说：“为了评奖啊。我们不去，就要把那么多评委一个个请来，一个个伺候，更花钱。”
我问：“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
他说：“政府的文化经费，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业赞助。”
我问：“这样的事，你为什么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着我说：“老师，这没法阻止。得奖是部长、厅长他们的政绩啊，每个省都是这样。”
我看了他一会儿，心想这也是他的“政绩”。在文化经费缺乏，戏剧濒于消亡的情况下，他们却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联手抽取巨款，去骗取“政绩”，这与巨贪剧盗何异?他刚才分明还说，这次他是去承接一个“艺术节”的几个演出项目，款项巨大……这便是我的优秀学生。这样的学生还有多少?他说了，每个省都是这样。
正因为是优秀学生，毕业分配之后立即获得重用，管辖着一个地区的创作;正因为是优秀学生，熟悉专业话语，给一大堆文化欺骗行为以专业支持……
我们当初开除的，是另外一些学生。
那天在飞机上与那个学生谈完话，我产生了一种幻灭感。其实我对近年来各省的文化行为已有强烈的负面感知，却一直不敢承认，有我的很多学生混迹其间。现在，在一万公尺的高空，终于把真相揭开。
仍然是一个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论。
五
更大的悖论发生在教学中。
在当时，中国大陆高等教育面临的各种两难境地，是现在的大学校长们无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须把所有的高校教师从长久的灾难和屈辱中解救出来，提高他们的地位，恢复他们的尊严;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同时告诉他们，由于几十年的耽误，他们绝大多数未曾建立起正常的专业知识结构，又不知道当代国际学术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师的标准。
我知道，这种“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点残忍，却是历史转折处两种需要的必然碰撞，无可避免。我几乎不敢正视很多老师的眼神，其中包括许多我自己的老师。
于是，上午，我在全校大会上明确宣布，学校的主角是教师，而不是干部，更不是工人，强令今后学院的上下班校车内，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须为教师让座，特别是为中、老年教师让座;下午，我却以同样严厉的口气在教师大会上宣布，全校在业务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师，超过五分之四。
我说这些重话的时候，眼睛先看礼堂远处的墙壁，然后虚虚地扫一眼全场，便把目光扫到讲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实没有讲稿，但我要假装有一份讲稿存在。我的口气很权威，但心里还是很脆弱，怕在会场里看到什么。
其实，五分之四这个比例是经过严密调查计算出来的，但总有不少教师、干部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在报纸上看到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说，连堂堂的中国科学院内，合格的研究人员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实了。
在报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时，我就强烈地感到，世上最惊人的是真实，最感人的是说出真实。中国已经有人敢于这样说了，一切都有了希望。那么，我又何必躲避老师们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师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不合格的教师更不可能全部请出去。因此，当时惟一的办法是让全院所有的课程全都经受检验，让教师们知道自己所开设课程的差距，然后重新学习，重新开课。
谁来检验呢?我觉得首先是学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学术课程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强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年、两年地忍受贫乏与无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学领域，一切出色的作品、观念和课程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低于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决定学习国外，由以前永远处于被考试地位的学生，为每门课程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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