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为壮观的是各色各样的仓库：这儿是课桌椅仓库，那儿是金属仓库，转弯是玻璃仓库，背后是砖瓦仓库，正在修理的是电器仓库，刚在建造的是工具仓库，而且每个仓库都在扩充，例如课桌椅仓库分成了新库和旧库两座，新库储藏没用过的课桌椅，旧库储藏有待修理的残损课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边还有不少工作人员来求情，希望自己的仓库扩充人员编制和资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别的仓库。这种景象，让我想到现代物理学中“熵”的概念。满足一切无序要求的必然结果是制造更大的无序，直至涨死、乱死、缠死。
看上去最混乱的问题，其实最容易用干脆的方法解决。我在察看过全部仓库后找来总务处长谈了一次，便与两位副院长商议后作出决定：立即拆除在校园内搭建的八大仓库和它们所属的十几个小仓库，一个不留。
我在院长办公会议上说：“离学院后门几百米处就有金属商店、玻璃商店和电器商店，我们随时可以去购买，为什么要自立仓库?新的课桌椅，立即换到课堂里去，坏的课桌椅能修则修，不能修的立即当作废旧木料处理掉，藏在那里干什么?”
我还规定，八个大仓库和十几个小仓库拆除后，全部人员回到总务处竞争上岗，仓库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坛。我说：“我们的舞台美术设计师能把十七世纪的英国园林、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庄园打扮得美不胜收，为什么不能把我们自己的教学环境打理得更美一点呢?”
我能听到(8)
那天，校园里充满了轰隆轰隆的庞大建筑物的拆卸声，拆卸现场尘浪滚滚，盖脸呛鼻，但师生们并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声声欢呼。
一个月后，草坪、树丛、花圃出现了。
三个月后，雕塑、石径、庭廊出现了。
半年之后，我敢于请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吴静吉先生、王润华先生远渡重洋来玩玩了。
十二
到这时，上至国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学院内的各部门，都一致认为我具有“极强的行政领导能力”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行政能力，主要来自于“直接法”，即认清目标后立即抵达，一步到位，不为任何理由转弯抹角，或拖延厮磨。
这种方法最能袒露行为的目的和本质，难以被无聊程序和复杂关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让自己的内心被大家所透视。我认为，官员的亲民举动，有多种表现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个行为被民众的直接理解、透彻感受。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也由此产生。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坚持每次院长办公会议都定时、公开，阻止任何人在会上长时间争执，大家主要是听我和副院长布置任务，然后是各系各处汇报完成任务的情况，解释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决定下一次完成的时间。决不允许出现各部门争经费、争名额的情景。
总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行政方式比较“霸道”，但因处处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种巨大的成功气氛中，人人精神焕发。即便是我对他们说了几句重话，他们也会像前线领命的将士，决不顶嘴，坚决执行，转身之时毫无愠怏之色。
本来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急不可待的起点性问题，不存在太多讨论的余地。试想，如果我为了博取“民主”的美誉在要不要拆仓库的问题上把八大仓库和下属十几个仓库的管理人员全都找来开会讨论，结果将会如何?我想所有的仓库大约到今天还巍然屹立，一个也拆不了。
我对这样的问题只作一种选择：一言既下，梁坍柱倾，灰飞烟灭。
十三
这种选择，也与爸爸有关。
爸爸一生谨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谁提出批评，明知不对，也不予辩正，只谦虚接受。结果怎么样呢?那样的批评者越宠越娇，变本加厉，直到灾难一来，把你彻底打倒。
当谦虚和宽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们也就成了鼓励诬陷和伤害的“恶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现在连爸爸也早已明白，在远不健全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模式中，那些永远滔滔不绝又不断变更立场的激昂言辞，永远也不能当真，不管它们是不是打出了旗帜、戴上了袖章，或占据了传媒、装潢成了学问。如果有谁把它们当成了一回事，结果只能是一地鸡毛，无处下脚。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众间的闲言碎语，虽然没有那么讨厌，却也不能多听。社会封闭已久，缺少思维资源，一切都积习难改、坐井观天，能产生多少有价值的意见?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经历：文革十年，“群众专政”，那么低层的单位，那么熟悉的人群，却从来没听到一个人提出，应该释放我爸爸。
既然如此，还多听作甚?
爸爸的这个人生教训，换来了我的干脆利落、心无旁骛，因此也换来了上海戏剧学院的精彩岁月。
十四
这次又受到表扬了。国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对我说，我们学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属高校中已遥遥领先，希望我能总结“治校经验”，以便推广。
我说：“我的经验很难推广，因为容易产生误读。”
副部长说：“不至于吧?说说看!”
“我的经验是：苦难产生蔑视，蔑视产生强硬，强硬产生高效，高效产生轻松。”
副部长听了这四个句子果然开始沉吟，终于说：“别的都好，就是‘蔑视’有点不妥吧?”
我说：“这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的历史教训，在于宠坏了本该蔑视的一切。”
我所要蔑视的，并不是上海戏剧学院里哪几个具体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单位的一种全社会的构成。一种悠久的历史沉淀，一种顽固的思维惯性，因此我所说的四个句子，也是一种泛化了的历史哲理。
后来我在美国一位传媒巨匠的书中读到一句话，不禁哑然失笑，觉得遇到了异邦知音。那句话是：“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不放在眼里，就是蔑视。
想来想去，除了蔑视，我们别无选择。
美国传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没有蔑视，就没有伟大。
文革十年的教训也很明白：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么，世上正常的一切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
记得戏剧文学系的徐闻莺老师听了我的这类表述后曾为我担心，说：“如果形势有变，当社会上那些被你蔑视的一切联合起来对付你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回答说：“那我仍然将用蔑视，来证明他们即便联合起来也真该被蔑视。”
“如果他们采取了更恶劣的手段呢?”她问。
我说：“那就让他们知道，中国还剩下一些男子汉。”
其实在那个时候，事情还没有这么悲壮。恰恰相反，似乎到处都是胜利的信号。一个院长的骄傲和蔑视直接影响了整个校园的集体人格。大家都不难回忆起，那个时候上海戏剧学院的上上下下是多么骄傲啊，即便不能说没有蚊叮鼠咬，但它们哪里敢发出一点咬嚼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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