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他倒有一张证明，尽管说明不了其重要性，但是还能派上用场。
空气窒问，科斯托格洛托夫直冒汗，但他还是从行李袋里掏出了那顶很紧的皮帽子戴在头上，就像绷在帽值上似的。他把行李袋挂在一只肩上。他那神态让人觉得似乎他躺在手术台上由列夫·列昂尼多维奇给他开过刀之后还不到两个星期。于是他带着极度虚弱的表情和暗淡无神的目光从长蛇阵的尾部向窗口那里一步一拖地挨近些。
那里也有一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但他们并不往窗口那儿挤，也没有人打架，因为旁边站着一个民警。
在这里，奥列格当着众人的面，动作迟缓地从衣襟里边的斜兜里掏出了证明信，很信任地把它递给了民警同志。
民警是个留小胡子的乌兹别克人，英姿勃勃，像一位年轻的将军，他表情严肃地看了奥列格的证明，向排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宣布：
“这个人我们得让他排在前头。刚开过刀。”
说着，他指定奥列格排在第三个。
奥列格精疲力竭地看了一眼队伍中的新伙伴，甚至不打算挤进去，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一个上了年轻的乌兹别克胖子戴着一顶盘子似的棕色丝绒宽边帽，因而脸上有古铜色的阴影，他把奥列格往队伍里推了一下。
靠近售票处站着是很有意思的：可以看得见女售票员往外扔车票的手，可以看得见旅客从暗兜里或从腰带缝兜里掏出来紧紧捏在手中的那些绰绰有余的血汗钱，可以听得见旅客胆怯的请求和女售票员无情的拒绝——显然，事情在进展中，而且进展得不慢。
不一会儿，轮到奥列格俯身往窗口里探头买票了。
“请给我一张到托陶的普通硬席票。”
“到哪里?”女售票员问。
“汗陶。”
“我似乎没听说过这个地方，”她耸了耸肩膀，开始翻查一本厚厚的手册。
“你怎么啦，亲爱的，怎么要买普通的票呢?”排在后面的一个女人可怜他。‘们u开过刀，坐普通车厢行吗?爬上爬下，刀口会进型的。还是买卧铺吧!”
“没钱哪，”奥列格叹了口气。
这话是真的。
“没有这么个车站!”女售票员大声说，随即把手册啪的一声合上了。“买到另一个站吧!”
“怎么会没有呢，”奥列格微微露出笑容。“这个站卖票有一年了，我自己就是从那里上车来的。早知道这样，我会把车票保存下来给您看看。”
“这我可毫无办法!既然手册上查不着，那就是说，没有这个站!”
“可是火车明明在那里停啊!”奥列格有点要争论的架势，声调似乎比一个刚开过刀的人来得激动一些。“那里还有售票处呢!”
“公民，您不买就走过去!下一个!”
“对，干吗耽搁时间?”后面的人开始嚷嚷了起来。“给你到哪儿的票就拿呀…·才开过刀，可还磨磨蹭蹈。”
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据理力争啊!嗅，此时奥列格是多么想让周围的人评评理，并要求旅客服务处的负责人和车站站长出来解决问题啊!懊，他可真想把这些木头脑袋狠敲一顿以伸张正义——尽管这只是一点点、可怜巴巴的正义，但毕竟是正义啊!至少在维护这点正义的过程中可以感到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正当权利。
然而，供求关系的法则也好，运输计划的法则也罢，都是铁的法则!刚才劝奥列格买卧铺票的那个女人，已从他背后把钱往窗洞里塞了。而刚才让他插进队伍里去的那个民警，已经抬起了一只手，准备将他拉到旁边去。
“即使从汗陶下车我还得走30千米，而从另一个站我就得走70千米，”奥列格还在向窗口那儿诉苦，但这已经是按劳改营里的方式，以求可怜罢了。他自己急忙表示同意：“好吧，那就买到楚站。”
女售票员对于这一站倒是挺熟悉，票价也知道，而且也还有多余的票，巴不得赶紧卖给他。奥列格没有走远，就在那儿对着亮光核对了票上打的小孔，核对了车厢号码，核对了票价和找回来的零钱，这才慢慢地走去。
离开那些知道他开过刀的人远了，奥列格也就把腰直了起来，摘下那顶不像样子的帽子，将它塞回行李袋里。离开车还有两个小时，衣兜里有了火车票后度过这段时间是会很愉快的。现在倒是可以庆祝一下了：吃一杯在乌什一捷列克再也吃不到的冰激凌。喝一杯在那里同样喝不上的清凉饮料克瓦斯。还得买一些黑面包路上吃。也不要忘记买点白糖。再就是耐心排队灌一瓶开水(随身带着饮水可是件大事情!)，而咸鲜鱼无论如何不能带。哦，这可比乘坐递解犯人的车好多了!上车的时候不会搜身，不会把他带到闷罐似的车厢里，不会让坐在有押解人看守的地上，也不会让你两天两夜口渴难熬!还有，倘若能占到第三层的行李架，那就可以伸开腿躺在那里——管它是两个人合用还是3个人合用，反正一个人躺上再说!躺上之后，肿瘤的疼痛也感觉不到了。这岂不是幸福!他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况且监督官还透露了有关大赦的消息……
生活中久久期待和呼唤的幸福已经来了，终于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奥列格竟认不出它。
不过，归根结底，激加有一个“廖瓦”，而且用“你”相称。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别的心上人。反正各种可能性都存在……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生活中去势必会引起爆炸。
今天，他看到清晨的月亮时，曾怀有信心!可是，那月亮是亏缺的……
现在必须早点到站台上去，尽快在那趟车开始放人上车之前赶到那里，越早越好。等到那一列空车靠在站台上，就得看准哪一节车厢，跑过去排在队伍的前头。奥列格去看了一下行车时刻表。有一趟开往另一方向的列车——第七十五次列车——已经到了该上车的时候。这时，奥列格便装出万分焦急的样子，匆匆往门前挤，一边还逢人就问，就连站台检票员也不例外(捏在手里的车票只露出一点点)：
“75次已经开走了吗?…75次已经开走了吗?……”
他非常害怕赶不上那趟75次列车，检票员连车票也没核对，就推着他背上那只沉甸甸而又胀鼓鼓的行李袋将他放了过去。
到了站台上，奥列格不慌不忙地走了一会儿，随后就停了下来，把行李袋放到水泥地上。他回忆起另一次类似的可笑经历——1939年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奥列格应征入伍的前几天，当时同里宾特洛甫已经签订了条约，但莫洛托夫尚未发表讲话，对回9岁青年的动员令也还没有颁布。那年夏天，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伏尔加河上划一条小船顺流而下，到斯大林格勒后他们把船卖了，因为得换乘火车回去上课。可是他们划船旅行带的东西很多，两个人勉勉强强拿得下，而且奥列格的朋友还在一个偏僻小镇的商店里买到一只扬声器——当时在列宁格勒很难买到这类东西。那只扬声器是圆锥形的大喇叭，又没有用匣子装，奥列格的朋友担心上车时会被挤扁。他们进到斯大林格勒车站时，马上发觉已是排在密密麻麻的长队末尾，整个大厅都塞满了手提箱、口袋、木箱，而要赶在上车之前挤到站台上去是不可能的，眼看着会有两宿找不到地方躺一躺的危险。提前进站，在当时是严格禁止的。奥列格马上灵机一动，对朋友说：“你自己能不能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设法拖到车厢跟前，哪怕你落在最后?”他拿起扬声器，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车站工作人员出入的一个上了锁的通道。他隔着玻璃门郑重其事地向一位女值班员摆了摆扬声器。对方开了门。“还有这一只，我把它安上也就完事啦，”奥列格说。那女的点头会意，似乎知道他整天都在跟喇叭打交道。列车进站后，他赶在旅客上车之前头一个跳进车厢，占好了两个行李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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