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已经把灯关了，可是又从门口回来记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蓝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还折向院长办公室，但那里的门已经上了锁。
最后，她从掩映在白杨树中间的台阶下来，沿着医疗中心的林荫路走去，但思想还整个儿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天气不知是好是坏——她根本没有在意。不过，还没到黄昏时分。在林前路上遇到许多陌生的面孔，但这在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里也没引起女性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间谁身穿什么，头戴什么，足登什么。她一路眉头紧皱，锐利地注视着所有这些人，仿佛是在给这些人身上今天还感觉不到但明天就会出现的肿瘤定位。
她就这样走着，从医疗中心的一个内部小茶馆旁边和一个经常在这里卖漏斗状报纸包的扁桃仁的乌兹别克男孩身旁走过，一直来到大门口。
守大门的是个警觉而又爱训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门，病人到了这里则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这座大门，似乎应当从工作环境转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却不是这样，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时间花在医疗中心，而出了大门以后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种种想法还像蜜蜂似的在她头脑周围盘旋。
她把寄往塔赫塔一库佩尔的信投进了邮筒。穿过马路走向电车终点站。她要乘的那路电车响着当当的铃声调过头未。人们从前门和后门涌了进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急忙去占了一个座位——这就是她离开医院之后的第一个小小的希望，她由此开始从主宰病人命运的医生变成任人挤来挤去的普通电车乘客。
但不论是在电车沿着年代已久的单线轨道隆隆行驶还是在错车站久久停靠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是无意识地望着窗外，时而思考着穆尔萨利莫夫肺部出现的转移，时而思考着打针对鲁萨诺夫可能发生的影响。今天巡诊的时候他说话的那种训人的腔调和威胁的口吻，从上午起被一大堆别的事情冲淡了，此时，下班以后，又显现出令人心情压抑的积淀：晚上和夜里折磨她。
电车上的许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样，随身带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4个大面包的那种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事所控制。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担，因为能指望男人干什么家务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连碗也没有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给她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老是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可她跟没有丈夫差不多，因为正在闹离婚。一天来这时才第一次想起自己的女儿，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并未感到高兴。
今天是星期五。这个星期天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定得大规模地洗一次衣服，因为积下的太多了。这就是说，下一周前半期的菜无论如何要在星期六晚上做好(她每周做两次菜)。而今天晚上就得把要洗的衣服泡上，不管多晚睡觉。这会儿，也只有这会儿，尽管已经晚了，还得去一趟中心市场，那里到了晚上也能买到东西。
她在需要换乘另一路电车的地方下了车，但她向邻近的食品店橱窗看了一眼，决定进去看看。肉食部空空如也，售货员也走了。鱼类柜台那里没什么可买，只有小鲜鱼、咸比目鱼和鱼罐头。她从五光十色的金字塔式的一排排瓶酒和褐色的(跟香肠的颜色几乎完全一样)圆滚滚的干酪眼前走过，想在杂品柜台那里买两瓶葵花子油(在这之前只有棉籽油)和一袋压缩大麦片。于是她穿过安静的店堂，在收款处付了钱，回到杂品柜台来取货。
可是正当她站在两个人后面等候取货的时候，商店里突然起了一阵闹嚷嚷的声音，人们从街上蜂拥而至，都在熟食柜台和收款处排队。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哆嗦了一下，不等杂品柜台把东西给她，就急急忙忙也去排队，在售货处和付款处各占了位置。在弯曲的有机玻璃柜台里边还什么东西也没有，不过紧紧挨在一起的排队妇女肯定地说，将有火腿香肠出售，每人可买一公斤。
她的运气不错，稍晚一点再排第二次队也许还来得及。
第八章 人们靠什么活着
叶夫列姆·波杜耶夫要不是脖子被癌肿包围，还是个年富力强的男子汉。论年纪，他还不满半百;肩膀结实，两腿有力，头脑健全。与其说他像一匹结实的马，不如说他更像一头耐劳的骆驼，干完8小时的活还能像头一班一样再干8小时。年轻时他在卡马河上习惯于搬运六普特重麻包，当年的那种力气至今也没减多少，即使现在，需要跟工人们一起把混凝土搅拌机推到高台上去的时候，他也从不退缩。他到过许多地方，干过无数行当，在那边拆卸、挖掘、运料，在这边建筑施工，面值小于8卢布的钞票不屑于去点数，半升酒下肚脚步不晃，超过一升便不再贪杯——就这样，他对自己以及周围世界的感觉是，叶夫列姆·波杜耶夫面前没有尽头，没有界限，他将永远是这样。尽管他有的是力气，但却没上过前线——作为专业建筑工人而免服兵役，既不知道负伤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住野战医院是怎么回事。他从未生过大病，流感、时疫也没得过，连牙终也没有过。
直到前年才第一次患病——一下子就得了这种病。
得了癌症。
现在他一开口就说“得了癌”，而当初很长一个时期他都佯装镇静，仿佛没什么，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能忍受得了就一直拖着，不去找医生。等到去找医生了，他就从一个科被转到另一个科，最后转到了肿瘤科，而这里对所有的病人都说他们得的不是癌。叶夫列姆不愿意弄明白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他不相信自己的理智，而相信自己的愿望：得的不是癌症，会好的。
叶夫列姆最初发病的地方是舌头——灵活自如的、不引人注意的、自己的眼睛从来不能直接看到而在生活中又如此有用的舌头。将近50年来，他使这条舌头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就凭这条舌头他为自己争到过本来挣不到的工资。没有干过的活儿，他赌咒发誓说干过了。自己不相信的事情，他也能说个滔滔不绝。既用它来顶撞上头，又用来臭骂工人。他骂起娘来是一套一套的，总是抓住被认为是神圣和宝贵的地方花样翻新，像夜写一样陶醉于自己的出色表演。他讲的笑话也都粗俗下流，但从不涉及政治。还会唱伏尔加河流域的歌谣。他对遍布各地的好多娘儿们撒过谎，说自己是单身，没有老婆孩子，许诺过一个星期就回来盖房子。“哼，就该让你烂掉舌头!”——他有那么一个短期文母娘这样诅咒过他。但叶夫列姆的舌头只是在他烂醉如泥的时候才不听使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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