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同志们!”他声音嘶哑地说，别人也为他的喉咙感到难受。‘不要再提这种丧气的事情!我们岂不已经被自己的病折磨得够沮丧的了!喂，您这位同志!”他从通道里走过去，几乎像祈求似地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放在喉头上)，面对着高高坐在窗台上的、头发蓬乱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有如面对着神明。“关于烨树菌的事，您讲得很有意思。请您继续往下讲，请!”
“讲吧，奥列格，讲白烨蘑菇!你开头讲什么来看?”西市加托夫问道。
就连皮肤呈古铜色的倪老头也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吐字不清地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的舌头一部分已在先前的治疗过程中脱落了，其余的部分此时依然肿胀。
别的人也要求他讲。
科斯托格洛托夫产生了一种无以名状的轻松感。多少年来他在自由人面前一直习惯于默不作声，手搭在背后，脑袋低着，这使他像先天性佝偻那样成了他的天生特征，甚至经过一年的流放生活也没完全改过来。即使是今天，在这个医疗中心的小径上散步时，他的手也是搭在背后，觉得这样更为自然轻松。多少年来，自由人都被禁止与他这样的人平等交谈，甚至不能把他们当作人来认真商量事情，而更为心酸的是，不得同他握手或接他递来的信，可是现在，坐在他面前的这些虔诚的自由人，正等待他这个无拘无束坐在窗台上的人赐给他们以希望的支柱。从自己这方面来说，奥列格也注意到，此刻他也不像习惯的那样把自己同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在共同的不幸中把自己同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尤其不习惯在许多人面前发表讲话，正像不习惯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和参加群众集会一样。此刻却要他成为演说家，科斯托格洛托夫感到难以想像，仿佛置身于可笑的梦中似的。然而，正像溜冰一样，起跑之后就很难停住，只能任其飞也似地滑下去，他正是如此，顺着自己未曾料到。但看来必然会痊愈的良好趋势，继续顺水推舟。
“朋友们!这是一件罕见的事情。是一个前来复查的病人讲给我听的，当时我还正在等这里的床位。我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寄去了一张明信片，回信地址写的是医院。瞧，今天竟然收到了回信!过了12天，回信就未了。医生马斯连尼科夫还为复信晚了而向我表示歉意，原来，因为他平均每天要写10封回信。而每一封要把事情写明白的信，少于半个小时是写不完的。这样，单为写信就得花去5个小时!而且这是没有任何报酬的!”
“相反，每天还得花4个卢布，用在买邮票上，”焦姆卡插了一句。
“是啊。一天花掉4个卢布，一个月就是120卢布!这不是他的义务，也不是他的职责，这只不过是他情愿做的好事罢了。要么，这该怎么说呢?”科斯托格洛托夫转向鲁萨诺夫。“是人道精神，对吗?”
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正在读报纸上一篇预算报告的末尾，装做没有听见。
“他没有任何部下，既没有助手，也没有秘书。这一切都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做的。为此他也没得到什么荣誉!要知道，对我们病人来说，医生好比摆渡人：用着的时候才找他，过后也就被忘了。他把人家的病治好，人家反倒把他的信扔掉。他在信的末尾抱怨说，有些病人不再跟他通信了，殊不知通信会对他们有好处。他们不把服用的剂量和效果写信告诉他。他还请求我，让我按时给他写回信!我们可真应该向他深深地鞠躬!”
“不过，你还是顺着次序讲，奥列格!”西布加托夫请求说，面带着希望的淡淡微笑。
他是多么渴望把病治好啊(尽管那长年累月折磨人的治疗，显然已没有治愈的可能)!多么希望有朝一日会突然彻底治好!希望背上的创口愈合，腰能够直得起来，走路步伐坚定，时刻感到自己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能够跟东佐姓大夫打招呼：“您好，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我的病已经好啦!”
他们大家多么渴望了解这样一位神医，了解此地医生所不知道的那种药啊!他们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反正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相信，某个地方隐居着这样一位神医，或者这样一位草药郎中，或者这样一个巫婆，只要得知哪儿能弄到此药，他们就能够得救。
是啊，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不可能!
无论我们在身体强壮、幸福顺遂的时候会怎样嘲笑奇迹，可是一旦生活把我们逼得走投无路而只有奇迹才能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重视这种独特的和罕见的奇迹!
与所有聚精会神贪婪倾听他演讲的听众的心情相融合，科斯托格洛托夫开始讲得有声有色了，此刻他相信自己的话甚至超过他默默读过的那封信。
“如果要从头讲的话，沙拉夫，事情是这样的。关于马斯连尼科夫医生，先前的那个病人告诉我，他原是莫斯科近郊亚历山德罗夫县的一个本地的老医生。按照从前的一般惯例，他在同一家医院里当了几十年的医生。他注意到一点：尽管医学书刊上关于癌的论述愈来愈多，可是他所接触的农民病人当中却没有人生癌。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小的时候谁不害怕妖魔鬼怪?——一碰那穿不透但却能神秘启合的墙壁就会吓得发抖，仿佛什么人的一个肩膀或者什么人是一条大腿马上就会挤出来。即使在我们的智慧可以揭示奥秘的今天，日常生活中已没有妖魔鬼怪的容身之地，却也说不定会有神怪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说：我在这儿!不要忘记!)
“……于是他开始研究，于是他开始研究，”科斯托格洛托夫兴致勃勃地重复了一句，“结果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当地所有的农民，为了节省茶叶钱，都不煮茶喝，而是煮恰加，又名烨树蘑.....”
“那不是鳞皮牛肝菌么?”波杜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最近他已感到绝望，终日不声不响，甘愿认命，此刻这种普通的、不难弄到的药物甚至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在场的都是南方人，不要说鳞皮牛肝菌，即使烨树本身有些人也从未见过，所以更加不能想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所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叶夫列姆，不是鳞皮牛肝菌。总的来说这甚至不是烨树蘑，而是烨树癌。如果你记得的话，在一些老烨树上有这种…样子十分难看的增生物——一层脊状的东西，外表呈黑色，里面是深褐色的。”
“那么，是多孔菌?”叶夫列姆继续追问。“从前人们用除石打火时拿它们作引子?”
“也许是。就这样，谢尔盖·尼基季奇·马斯连尼科夫突然想到：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庄稼人会不会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用这种恰加抑制了癌症?”
“就是说，起到了预防作用?”年轻的地质学家点了点头问道。今天整个晚上他都没法看书了，不过听一听这种谈话倒也值得。
“可是，光猜想还是不够的，懂吗?这一切都还必须经过检验。还必须对喝与不喝这种自制土茶的人进行多年的观察才行。还得让身上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人去喝这种上茶，这就要承担不用其他手段给人治疗的责任。并且需要摸准煮到什么温度、用多少剂量才为合适：煮得滚沸好还是不滚好;每天喝几杯;会不会有后遗症;对哪种肿瘤治疗效果好些，对哪种差些。对所有这一切的研究，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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