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_[俄]索尔仁尼琴【完结】(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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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把手中的绣花活儿扔到一旁,陡然离开椅子,站起身来,像个顽皮的小姑娘似的,而且已微微低着头解钮扣了;她那急匆匆的样子,似乎表明不是打算走上几步,而是准备跑上一会儿呢。

  “您倒是扯呀!”她把一只胳膊伸给他,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手臂。他一扯——一只衣袖随即脱下来了。“还有一只!”卓娅以一个舞蹈动作背朝他转过身去,于是他又把她的另一只衣袖扯着脱下来了,白长衫也就顺势留在他的膝上,而卓娅便开始在房间里行走。她像时装模特儿那么走——保持躯体适度的曲线,两臂时而摆动,时而稍稍举起。

  她就这样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停住不动——胳膊依然微微伸开。

  奥列格把卓娅的白长衫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很大,直盯着她。

  “妙极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叭叭叫。”

  就连在夕阳映照下蓝得无比鲜艳的乌兹别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触发起昨天曾响起的那支有所发现和豁然开朗的曲调。种种放荡、纷乱、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一切而始终不屈的生活之后,这柔软的家具、这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看着卓娅,并非无动于衷地欣赏她,而是有所图,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悦。要知道,半个月前他还是个垂死的病人!

  卓娅自豪地窈动火焰色的嘴唇,仿佛还知道什么秘密似的,带着既调皮又严肃的表情,向相反的方向走了过去,直走到窗前。这时她再一次向他转过身来,像上回那样站着不动。

  他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但却以小扫帚似的一头黑发自下而上地向她凑近。

  根据某些只能急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

  “卓——妞!”奥列格拖长了声调说。“卓——妞!您对自己的名字是怎样理解的呢?”

  “卓娅——这就是生命!”她认真地回答,像念标语口号。她喜欢作这样的解释。她两手按在背后的窗台上站在那里,整个身子微微侧向一边,重心移在一条腿上。奥列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跟动物有没有关系?有时候您没感到自己跟动物祖先比较近似吗?”

  她笑了起来,以他的那种口吻说:

  “我们大家都跟动物祖先有点相似。寻觅食物,喂养后代。难道这有什么不好?”

  也许,她应该到此止步!然而,由于受到全神贯注的赞赏目光(这样的目光,哪怕在每个星期六的舞会上都能轻易搂抱姑娘的城市青年那里,也是遇不到的)的激励,她还进一步伸出两手打着柜子,扭动着整个身子,像一般演唱流行的印度电影插曲那样唱了起来:

  “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

  但是奥列格突然脸色一沉,对她说:

  “别唱了!别唱这支歌,卓娅。”

  她即刻就摆出规规矩矩的样子,好像刚才根本就没唱过也没扭过似的。

  “这是《流浪者》里的插曲,”她说。“您没看过那部影片吗?”

  “看过。”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过两次!(其实她看过四次,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您不喜欢那部片子吗?您的遭遇岂不跟‘流浪者’是一样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样,”奥列格皱起了眉头。他没恢复到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夕阳的黄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温暖,看得出,他毕竟还身体有病。

  “但他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统统是骗人的把戏。那是典型的强盗片。一群‘恶狠’。”

  卓娅伸手去取白长衫。

  奥列格站了起来,把衣服抖开,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卓娅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即开始扣上白长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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