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把手中的绣花活儿扔到一旁，陡然离开椅子，站起身来，像个顽皮的小姑娘似的，而且已微微低着头解钮扣了;她那急匆匆的样子，似乎表明不是打算走上几步，而是准备跑上一会儿呢。
“您倒是扯呀!”她把一只胳膊伸给他，仿佛那不是她自己的手臂。他一扯——一只衣袖随即脱下来了。“还有一只!”卓娅以一个舞蹈动作背朝他转过身去，于是他又把她的另一只衣袖扯着脱下来了，白长衫也就顺势留在他的膝上，而卓娅便开始在房间里行走。她像时装模特儿那么走——保持躯体适度的曲线，两臂时而摆动，时而稍稍举起。
她就这样往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停住不动——胳膊依然微微伸开。
奥列格把卓娅的白长衫抱在胸前，眼睛睁得很大，直盯着她。
“妙极了!”他瓮声瓮气地说。“叭叭叫。”
就连在夕阳映照下蓝得无比鲜艳的乌兹别克台布，也在他心中触发起昨天曾响起的那支有所发现和豁然开朗的曲调。种种放荡、纷乱、低俗的凡人欲望又回到他的身上。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被剥夺一切而始终不屈的生活之后，这柔软的家具、这舒适的房间又给他带来了喜悦。他看着卓娅，并非无动于衷地欣赏她，而是有所图，这就使他感到加倍的喜悦。要知道，半个月前他还是个垂死的病人!
卓娅自豪地窈动火焰色的嘴唇，仿佛还知道什么秘密似的，带着既调皮又严肃的表情，向相反的方向走了过去，直走到窗前。这时她再一次向他转过身来，像上回那样站着不动。
他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但却以小扫帚似的一头黑发自下而上地向她凑近。
根据某些只能急会、不可言传的迹象可以感觉得到卓娅身上有一种力——不是搬动柜子时所需要的那种力气，而是另一种力，它要求对方以同样的力加以接应。奥列格很高兴，因为他觉得自己能够接受这一挑战，能够跟她较量。
生活中的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都回到渐渐康复的躯体上了!一切都已复归!
“卓——妞!”奥列格拖长了声调说。“卓——妞!您对自己的名字是怎样理解的呢?”
“卓娅——这就是生命!”她认真地回答，像念标语口号。她喜欢作这样的解释。她两手按在背后的窗台上站在那里，整个身子微微侧向一边，重心移在一条腿上。奥列格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
“跟动物有没有关系?有时候您没感到自己跟动物祖先比较近似吗?”
她笑了起来，以他的那种口吻说：
“我们大家都跟动物祖先有点相似。寻觅食物，喂养后代。难道这有什么不好?”
也许，她应该到此止步!然而，由于受到全神贯注的赞赏目光(这样的目光，哪怕在每个星期六的舞会上都能轻易搂抱姑娘的城市青年那里，也是遇不到的)的激励，她还进一步伸出两手打着柜子，扭动着整个身子，像一般演唱流行的印度电影插曲那样唱了起来：
“到——处——流浪!啊——到——处——流浪!”
但是奥列格突然脸色一沉，对她说：
“别唱了!别唱这支歌，卓娅。”
她即刻就摆出规规矩矩的样子，好像刚才根本就没唱过也没扭过似的。
“这是《流浪者》里的插曲，”她说。“您没看过那部影片吗?”
“看过。”
“是部很好的影片!我看过两次!(其实她看过四次，但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说。)您不喜欢那部片子吗?您的遭遇岂不跟‘流浪者’是一样的。”
“跟我的遭遇可不一样，”奥列格皱起了眉头。他没恢复到先前那种开朗的表情，夕阳的黄光已不再使他感到温暖，看得出，他毕竟还身体有病。
“但他也是从监狱里回来的。他的全部生活同样遭到了破坏。”
“统统是骗人的把戏。那是典型的强盗片。一群‘恶狠’。”
卓娅伸手去取白长衫。
奥列格站了起来，把衣服抖开，帮她穿上。
“您不喜欢他们?”卓娅点了点头表示感谢，随即开始扣上白长衫的钮扣。
“我恨他们。”他的视线掠过卓娅，目光冷酷，下颌微微地动了动，样子十分难看。“这是一些残忍的野兽，是专靠牺牲别人过活的寄生虫。我国大事宣传了30年，说他们得到了重新改造，说他们是我们的‘社会近亲’，可他们所奉行的原则是：如果你还没被…值时他们所有的是骂人的话，而且极其难听，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如果还没打你，那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如果是扒旁人的衣服，不是扒你的，那你就乖乖地坐着，会轮到你的。倒在地上的人，他们也要去踩，以此为乐，还厚颜无耻地用罗曼蒂克式的外套伪装起来，而我们却帮他们制造神话，甚至让他们的这些歌曲在银幕上一唱再唱。”
“制造什么神话?”卓娅望着他，仿佛请求原谅什么错误似的。
“这——100年也说不完。好吧，要是您愿意，我就说一个给您听听。”此时他俩并排站在窗前。与自己的谈话毫无联系，奥列格不由分说地握住卓娅的臂肘，像开导小妹妹似地说。“盗贼们总是以义侠大盗自居，吹嘘他们不打劫穷人，不碰囚犯的圣杖——就是说，不抢狱中的基本口粮，而只是剥夺其余的东西。可是1947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一座递解犯人的监狱里，我们一间牢房里连一只海狸也没有——就是说，从任何人手中都没有什么可抢的。盗贼几乎占牢房人数的一半。他们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就把所有的食糖、面包占为己有。而牢房里的人员组成相当有意思：一半是‘恶狠’，一半是日本人，而俄罗斯人只有我们两个政治犯——我，还有一位是著名的极地飞行员，北冰洋上的岛屿至今还以他的名字命名，而他本人却在坐牢。‘恶狠’们丧心病狂地把日本人和我们3天的吃食全部抢去，一点也不留下。于是日本人商量好了(他们的话反正听不懂)，夜里悄没声儿地爬起来，拆下板铺的木板，一边喊‘班宰!’，一边扑向‘恶狠’猛打!他们把这些强盗揍得多狠啊!真值得一看!”
“你们也挨打了吗?”
“干吗打我们?我们又没抢他们的面包。那天夜里我们保持中立，但心里在为日本人助威。第二天早晨，局面就恢复正常了：面包也好，食糖也好，我们又得到了规定的一份。可是你瞧监狱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他们把日本人从我们牢房抽走一半，而把没挨过揍的‘恶狠’塞进来增援。这么一来，‘恶狼’们又揍日本人，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优势，又有刀子——他们什么都有。他们打得十分残酷，往死里打。我和那位飞行员实在忍不住了，便站在日本人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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