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数虽多，但她同时也兼顾别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认为是病房里的组长，这个职务虽然有名无实，但总得有人担任。所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离开鲁萨诺夫的病床转向邻近一位病号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您担任病房里的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报纸的(汉加尔特已是第二次进来，而他仍在看报)。汉加尔特总是无法预料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所以说这句话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释，她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视线离开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怎样表示对医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两条长腿。他态度非常友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让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任何一个当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而有时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发誓不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那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对吗?而且，职务还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他谈话。
“最高职务是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职务还高些。我们的排长因为实在迟钝和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之后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到我们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位军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们的营长对此并不反对，因为我是个挺棒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这样，我虽然只有上士军衔，却担任了两年代理排长——从叶列茨直打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说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他虽然把两条腿屈了起来，但毕竟不大礼貌，所以还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汉加尔特在听他讲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微笑始终没有从脸上消失。“既然是这样，您何必推辞呢?如今这差使也会使您满意的。”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逻辑!——会使我满意!而民主呢?您岂不是在践踏民主原则：病房的人又没选我，选举人连我的履历也不知道…顺便说说，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说说吧。”
她照例说话声音不大，他也把声音压低，让她一个人听见。鲁萨诺夫在睡觉，扎齐尔科继续看书，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说来话长啊。况且，我坐着而您站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样跟女同志谈话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这会儿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在通道上立正，那就会显得更蠢。您还是在我的床边上坐下吧，请。”
“其实，我倒是该走了，”她说，不过，还是在床治上坐了下来。
“您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过的苦头，大多是由于热衷于民主。我曾企图在部队里树立民主作风，就是说，允许大家议论。结果，1939年没选送我进军官学校，继续让我留下当兵。1940年总算到了军官学校，可是在那里由于顶撞领导而被清除了出来。直到1941年才勉强毕业于远东的一个军士训练学校。说心里话，我没当上军官可真感到懊丧，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军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难受。不过，我还是把公道看得高于一切。”
“有一个跟我很接近的人，”汉加尔特眼睛望着被子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遭遇：很有才能，却始终是普遍一兵。”短暂的停顿、瞬间的沉默掠过他们的脑海，她抬起了眼睛。“不过，您直到今天还是像从前那样。”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还是普通一兵?”
“很会顶撞人。比方说，您跟医生谈话的一贯态度怎样?特别是跟我。”
正如薇拉·汉加尔特所有的谈话和动作，她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十分奇特，可说是整个儿洋溢着一种和谐的美。
“我顶撞您?我跟您谈话可是毕恭毕敬的。您大概还不知道，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困难。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放我出州境。我来到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道，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简直可以拧出水来。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处，坐上了电车去老城，那里我有一个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个士兵留给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人杀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流氓和骗子都放了出来，从此再也透不住他们了。而我对于那个士兵是不是还在那里，心里也没有把握，至于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就去找旅馆。有些旅馆的前厅那么漂亮，我这双脚走进去自己都会感到难为情。有几处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见到我递过去的不是身份证，而是流放证明，马上就回答说：‘不行!不行!唉，有什么办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为什么要像条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县属于你们管的。你们就安排我过夜好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您可以到茶馆去过夜，我们一般不去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没找到茶馆，就又回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上也不行，因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们门诊部。先是排队。诊断之后说我必须马上住院。这么一来，我就得乘两趟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处去。虽然整个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根本没把工作当成一回事儿。他也没留张字条让流放人员明白他自己会不会回来。这时我想，如果把证明交给他，那我恐怕就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我就再乘两趟电车折回火车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个半小时。”
“我好像不记得您还带着毡靴。难道真有吗?”
“您不会记得，因为我就在那儿的火车站上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这个冬天我要躺在医院里，下一个冬天我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就又去监督处!光是坐电车就花了10个卢布。那边还有1，000米烂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厉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论走到哪儿，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他，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流放地所属州监督处的证明交给他作抵押，并出示你们门诊部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这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来如此!您倒还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这样，我才不会让您住进来呢!决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之前还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蕾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辈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睡美人》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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