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想把那些医生癌骂一顿，骂他们任意摆布别人的生命，但忽然想起了汉加尔特那容光焕发和满怀信心的面庞——昨天她曾是那么热情友好地望着他说：“对您的生命十分重要!我们必须拯救您的生命!”
原来这就是该加的用心!她是想为他做件好事吗?仅仅为了保住他的生命而不惜采用欺骗的手段将他引向那样的命运?
“你将来也会这样做吗?”他斜眼看了看卓娅。
对她有什么好责怪的!她对生活的理解跟他一样：缺了这一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今天她仅仅以贪婪的、火热的嘴唇就带着他在高加索山脉上空进游了一番。瞧，她就站在这里，嘴唇依然是她的嘴唇!趁这里比多还在他两条大腿之间和腰间流动，得赶紧接吻!
“……那你能不能给我打一种什么针起到相反的作用呢?”
“那我马上就会从这里被赶走……”
“有这种针剂吗?”
“就是同样的针剂，只不过不交叉使用而已……”
“喂，卓络通契克，咱们走吧，随便找个地方……”
“我们岂不已经换了个地方。而且已经来到了这里。现在应该回去了……”
“到医生会务室去，走吧…”
“那里有一个打扫卫生的，有人进进出出……再说，这不能着急，奥列热克!否则我们就不会有‘将来’了……”
“既然将来不会有里比多了，还有什么‘将来’可谈…说不定会恰恰相反，谢谢，里比多会有的，对吗?唁，快想个主意，咱们走吧，找个什么地方!”
“奥列热克，总得为今后保留点什么……该把氧气袋送去了。”
“对，是得把氧气袋送去。我们马上送去……”
“…喝上送去……”
“我们……送去…喝上……”
他们不是手拉着手，而是一起捧着那膨胀得像足球似的氧气袋往楼上走去，任何一人脚步的震动都会通过氧气袋传给对方。
这反正跟手拉着手一样。
而在楼梯平台上，在一天到晚有忙于自己事情的病人和健康人匆匆经过的通道床位上，是那个面黄肌瘦、胸廓干瘪的病人靠在枕头中间，他已经不咳嗽了，(留着分头的头发已所剩无几)他不住用脑袋去撞支起来的膝头，也许他的前额把膝盖当成了密封的墙。
他还活着，但他周围却没有活人在。
可能他正是今天咽气——这个被抛弃的、渴望同情的人，其实就是奥列格的兄弟、奥列格的同类。要是奥列格能坐到他的床边，在这里陪他度过一夜，说不定能够减轻他最后几个小时的痛苦。
然而，他们只是把氧气袋给他放在那里就走了。对他们来说，垂死者的这只氧气袋，他最后要吸的这几毫升的氧气，只不过是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前接吻的借口而已。
奥列格跟在卓娅后面，像被绳索牵着似地沿着楼梯走上去。他考虑的并不是背后那个垂死的人(半个月前他自己就是那副模样，而半年以后有可能也是这样)，而是这个姑娘，这个女人，这个娘儿们，考虑怎样说服她到没有人的地方去偷情。
他本来已完全忘记那是什么滋味了，现在重新领略到嘴唇被热吻揉皱、甚至弄得有点儿粗糙和肿胀的痛感，就更加觉得突然——这感觉有如青春的热血流遍了他的全身。
第十九章 接近于光的速度
并不是任何人都把妈妈叫妈妈，尤其是当着别人的面。15岁以上、30岁以下的男青年往往不好意思叫妈妈。可是扎齐尔科一家的瓦季姆、鲍里斯和尤里就从未感到叫妈妈有什么难为情的。他们和陵地爱着自己的妈妈，父亲生前如此，父亲被枪杀之后就更是如此。三兄弟年龄相差不大，在成长过程中几乎是齐头并进，无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都积极向上，没有染上街头不良习气，也从未使他们的寡母伤心难过。小时候他们一起照过一张相，后来为了有个比较，每过两年她就带他们全体去一趟照相馆(后来则是用自家的照相机拍)，于是一张又一张相片陆续放进家庭照相簿：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和3个儿子。母亲是淡黄头发，而3个儿子都是黑头发——大概是从当年娶了他们的扎波罗热曾祖母的土耳其俘虏那里继承的。旁人不总是能够分清相片上他们哪个在哪儿。每照一次相，他们都明显地长大和壮实，赶过妈妈;她则不知不觉地变老，但面对镜头总是挺直腰板，为有这样一部记载自己生平的活的历史而感到自豪。她是一位医生，在自己城市里很有名，曾赢得许多奖状、鲜花和表示谢忱的蛋糕，不过，即使她生平再没有为社会做过别的有益的事情，仅凭把这样3个儿子抚养大了的功劳，也可说没有虚度一个女人的一生。三兄弟都进入同一所工学院：老大在地质系毕业，老二在电视系毕业，老三马上就要在建筑工程系毕业，妈妈就和他住在一起。
在获悉瓦季姆患病之前，她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星期四她差点儿赶到这里来了。星期六那天，她收到东位姓的电报，说是需要胶体金。星期日电复东佐娃，说自己马上去莫斯科设法弄这种东西。星期一她就能到达莫斯科，昨天和今天大概在设法求见部长和跑其他一些重要部份，请他们看在牺牲的父亲份上(战时父亲没有撤离，留在城里，以吃过苏维埃政权苦头的知识分子面目出现，后因与游击队联系并掩护我们的伤员而遭德国人枪决)，从胶体金储备中拨一点给儿子。
所有这些到处求情的做法，哪怕是在千里之外，也都使瓦季姆感到作呕和屈辱。他讨厌任何走门路、吃老本或找熟人的行为。连妈妈给东佐娃发了一封请她关照的电报就已经使他受不了了。不管活下去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但他即使面对癌症这样可惜的死神也不愿享受任何特权。不过，对东佐娃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瓦季姆很快就明白了：即使妈妈不发什么电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也不会少花时间关心他。只是不会导致她发电报提到胶体金的事罢了。
现在，如果妈妈能弄到这种胶体金，毫无疑问，她一定会乘飞机送来。要是没有弄到，那她也会飞来。瓦季姆从这医院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谈起恰加，倒不是因为相信它的神效，而是为了让妈妈多一件治病救人的事情可做。要是有一天她走投无路，就会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全部知识和信条，到深山里去寻访那位土医生，找伊塞克湖草根。(奥列格·科斯托格洛托夫昨天来找他，并表示歉意，说不该服从一个娘儿们的意志把草根泡的药酒倒掉了，不过那一点点毕竟太少，好在还有那老头的地址，而老头如果当真被关进了监狱，那么奥列格表示愿意从自己的储备中让一部分给瓦季姆。)
既然大儿子的生命受到威胁，妈妈现在就没法安心生活。妈妈会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去做一切的一切，哪怕是没有必要或多此一举。她甚至会跟他到考察队去，尽管在那边他有加尔卡照顾。瓦季姆从有关自己疾病的片言只语中听到和看到，他的那个肿瘤本身归根结底是由于妈妈对他过分地关心和爱护而引起的：他从小腿上就有一块很大的色素斑，妈妈作为一个医生，看来是知道发生质变的危险的;她常常找各种借口摸摸这个斑块，有一次她还坚持清一位高明的外科大夫给儿子动了预防性的手术——可是很显然，这个手术恰恰不应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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