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当波技耶夫出院，浅色头发的费德拉乌搬到他床位上的时候，瓦季姆倒是感到高兴。费德拉乌才算是真正的老实人，整个病房里没有谁比他还沉静的了!他会整天不说话，躺在床上忧郁地望着前方。作为一个邻居，倒是符合瓦季姆的愿望，不过后天——星期五就要把他带去动手术了。
他们俩一直保持沉默，不过今天终究谈起了生病的事，费德拉乌说自己曾经生过病，差点儿死于脑膜炎。
“噢!是撞伤引起的吗?”
“不，是感冒引起的。我在厂里热昏了，而他们用汽车送我回家的时候，路上头部吹了风。结果脑膜发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他叙述事情的经过时很安详，甚至还面带笑容，一点也不渲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幕悲剧。
“怎么会热昏的呢?”瓦季姆问道，不过眼睛已经是斜着看书了，因为时光似乎已经流逝。病房里凡是谈起疾病，总是有人听。费德拉乌发现鲁萨诺夫的视线从房间的那边向这边投来，今天他的目光是温和的，费德拉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讲给他听的：
“厂里的锅炉发生故障，必须进行一次复杂的焊接抢修。但如果把蒸气全部放掉，让锅炉冷却，尔后再重新加温，就得一天一夜。厂长夜里派车来接我，说：‘费德拉乌!为了不影响生产，你穿上安全服，冒着蒸气爬过去抢修，行吗?’我说：‘既然需要，那我去修!’那是在战前，生产指标压得很紧，就得那么干。于是我就爬进去修了。干了一个半小时……怎么能推辞呢?在厂里的光荣榜上我一直名列前茅。”
鲁萨诺夫一面注视着他一面听，脸上露出赞许的表情。
“这是一个党员也值得自豪的行为，”他夸了一句。
“我本来就是……党员，”费德拉乌更谦逊、更沉静地微微一笑。
“过去是?”鲁萨诺夫纠正他。(这些人你一夸，他们就当真。)
“现在也是，”费德拉乌声音很轻地说。
鲁萨诺夫今天顾不得去细想别人的事情，没有心思跟别人争论或告诫他们要有自知之明。他自己的处境就极其不妙。但是对于明显的谎言又不能不加以纠正。而地质学家已经钻到书本里去了。于是鲁萨诺夫以微弱的声音沉着而清晰地说(他知道，别人一定会聚精会神地听，而且一定能听得见)：
“这不可能。您不是日耳曼人吗?”
“是日耳曼人，”费德拉乌点了点头，似乎有些沮丧。
“那不就对了吗?你们被遣送到流放地去的时候，党证都得被收去。”
“没被收去，”费德拉乌摇着头说。
鲁萨诺夫撇了撇嘴，只觉得说话很费力：
“这显然是疏忽了，匆忙中出了差错。您现在应当自己交出去。”
“不，决不!”尽管费德拉乌很腼腆，但却很执拗。“我带着党证有14个年头了，会有什么差错!当初曾把我们召集到区委会去，并且向我们讲得很清楚：‘你们仍然是党员，我们不会把你们同一般群众混为一谈。在流放人员监督处登记归登记，而你们的党费还要照样缴纳。你们不能担任领导职务，但在普通岗位上应起劳动模范作用。’事情就是这样。”
“这我可不知道，”鲁萨诺夫叹了口气。他的眼皮快要耷拉下来了，说话也感到十分困难。
前天打的第二针，一点也没见效：肿瘤没有消退，也未变软，还像一个铁疙瘩似的抵着他的下颌。今天，周身乏力的鲁萨诺夫，正躺在那里等打第三针，预料又将陷于痛苦的话妄。他跟卡芭已经商量好了，如果3针不见效，就去莫斯科，但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已完全丧失了斗志，只在这时他才感到了无可幸免的前景：不管3针还是10针，在这里还是在莫斯科，只要药物对肿瘤不起作用，就会拿肿瘤没有办法。不错，肿瘤还不等于死亡，它可以留在身上，把人变成残废、畸形，使人卧床不起，但是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毕竟没有看到肿瘤与死亡之间的联系，直到昨天为止。那个看了不少医书的啃骨者在昨天之前还没给别人讲解过，肿瘤会向全身扩散毒素，因而绝对不能让它留在体内。
此时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一阵刺痛，于是他明白了，完全不理会死亡是不行的。昨天他在楼下亲眼看到人们怎样给一个手术后的病人用被单连头盖起来。现在他才明白他从护理员之间交谈中所听到的“这个人快盖被单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是这么回事!死亡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黑色的，但这仅仅是它的前兆，而真正的死亡倒是白色的。
当然，鲁萨诺夫也知道，既然所有的人都免不了要死去，自己也终究有一天要安排后事。但那是在某个时候.而不是现在!某个时候死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此刻死去。
白色、冷漠的死亡以一条被单的面貌出现，裹着空虚无形的躯体，微着拖鞋，小心翼翼地悄然走近他，而遭到死亡偷袭的鲁萨诺夫，不仅无法同它斗争，甚至慌了手脚，一个主意也拿不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它是非法来到的，没有一条规定，没有一项指示能够保护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
他惋惜起自己来了。他不忍想像，这样目的明确、蒸蒸日上、甚至可以说美好的生活，竟被这横飞而来的肿瘤石子破坏了，他的头脑怎么也无法承认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是那么惋惜自己，简直眼泪都涌现出来了，视线也时刻变得模糊。白天他时而用眼镜掩盖眼泪，时而仿佛由于伤风而用手帕遮住。可这天夜里他却悄悄地哭了很久，在自己面前一点也不感到难为情。从童年开始他就没有哭过，他不记得哭是怎么回事，更不记得哭出的眼泪有时会使内心变得轻松一些。他们未能推迟他的危险和不幸——癌症死亡也罢，归案重审也罢，面临的打针和新的调妄也罢，仿佛都把他抬到这些危险的一个新的台阶上。他似乎心里比较明朗了。
可他还很虚弱，很少翻身，不想吃东西。他是如此虚弱，甚至在这种状态里还找到了某种快慰，但却是不吉之兆，就像一个冻僵的人无力动弹一样。他似乎变得麻痹了，又像是被棉花堵住了耳朵的聋子，不再怀着平时那种满腔的公民热血去对待周围的事物了——跟丑恶的错误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昨天，啃骨者还向院长谎称自己是垦荒者，可只要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一开口，说两句话，啃骨者就会马上从这里滚蛋。
可他什么也没说，自始至终沉默。从公民觉悟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应该的，他的职责就是戳穿谎言。但不知为什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竟然没有说话。这倒不是因为没有说话的力气了或者害怕啃骨者会报复，不，不是因为这个。而似乎是他根本就不愿说话，仿佛病房里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跟他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相干。甚至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感情，认为这个爱嚷嚷的鲁莽汉子归根到底也是个成年人了，有他自己并不怎么幸福的命运，那就让他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吧，尽管他时而不许熄灯，时而蛮不讲理地打开通风小窗，时而又不知趣地首先去拿没人碰过的干净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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