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所赞赏的《滑铁卢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看来，我已没有机会看了，在乌什一捷列克是不可能放映第二次的，而在这里要看电影，必须出院后在什么地方过夜才行，可我到哪儿去过夜呢?何况，我出院的时候还能不能爬得动呢?
你们表示愿意寄点钱给我。谢谢。起先我想谢绝，因为我一生总是避免(确实避免了)欠债。但我想起，我死后还不至于没有任何东西留下：一件乌什一捷列克的羊皮袄——这毕竟是件东西!不是还有当毯子盖的两米黑呢料吗?而梅利尼丘科夫作为礼物送的那只鸭绒枕头呢?还有钉成一张床的那只木箱?两只铝锅呢?还有劳改营的那缸子?小勺?还有那只水桶呢?一截梭梭木!一把斧头!最后，还有一盏煤油灯!我没留下遗嘱，只是由于粗心。
如此说来，如果你们能寄给我150卢布(不要多寄)，我将十分感谢你们。你们要我找点灰锰氧、小苏打和桂皮，我一定照办。你们再想想并写信告诉我，还要些什么?要不要搞一只轻便的熨斗?我一定会带给你们，别不好意思开口。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根据您提供的气象资料来看，你们那里还有点儿冷，雪没化尽。可是这里春天的气息已相当浓了，这真有点不大像话，也有点不可理解了。
提起气象，我倒想起了一件事。您如果见到英娜·施特廖姆，请转达我对她的由衷问候。请告诉她，我在这里经常想到她
不过，不提也罢……
有一些模模糊糊的感觉在我。心里骚动，我到底要什么?我有什么权利希求呢?
但是，我一想起使我们得到安慰的那句伟大的习惯用语——“过去岂不更坏/精神便顿时为之一振。别人那是别人，我们可不能耷拉脑袋!我们还是要挣扎一番的!
叶连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提到她两个晚上写了州封信。我在想：如今有谁还念念不忘远方的朋友，为他们献出一个又一个晚上的时间?因此，给你们写长信是愉快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你们会念这样的信，而且会一遍又一遍地念，还会逐句分析，逐一回答。
祝你们永远那么幸福顺遂、美满如意，我的朋友!
你们的奥列格
1955年3月3日
第二十三章 为什么不过得好点呢?
3月5日这一天，外面阴沉晦暗，寒冷的细雨下个不停，但病房里却五光十色，变化异常：昨天晚上在同意开刀的单子上签了字的焦姆卡，要搬到楼下外科病房里去，这里又塞进来两个新的病号。
第一个新病号正好占用焦姆卡的床位——在靠门口的那个角落里。这个人是个高个儿，但佝偻得厉害，脊背不直，容颜苍老。他的两只眼睛如此浮肿，下眼睑如此低垂，以致一般人呈椭圆形的眼窝在他竟变成了圆圈。而在这圆圈里，眼白显得病态泛红，而淡褐色的虹膜环也由于下眼睑的下垂而显得特别大。这老人似乎是怀着令人不愉快的专注神情，用这双又大又圆的眼睛在仔细打量所有的人。
最近一个星期，焦姆卡的病情已变得使他不能忍受了：他的那条腿一刻不停地疼，仿佛抽筋折骨似地，他已不能睡觉，不能做任何事情，而且强忍着不叫喊，以免惊动别人。他被折腾到这等地步，简直不再认为那条腿是他生命中的无价之宝，而成为可诅咒的负担，只想尽快摆脱它，以求轻松些。一个月以前被他视为生命之终结的截肢手术，现在被看作是得救之道了。
焦姆卡虽然在同意手术签字之前已同病房里所有的病号都商量过了，但是今天他把包裹结扎好了跟大家告别的时候，还是有意识地让大家能够再安慰他几句，说几句使他宽心的话。于是，瓦季姆也只好再重复一下自己已经说过的话，什么焦姆卡能这样简便地解决问题，可说是够幸运的了;什么他瓦季姆要是能跟他对换一下，还求之不得呢。
然而焦姆卡还是有保留意见：
“那是用锯子在锯骨头。就那样锯来锯去，像锯圆木一样。据说，无论处在哪种麻醉状态都能听得见。”
但瓦季姆不善于、也不喜欢多劝：
“反正你不是头一个。别人经得住，你也受得了。”
在这一方面，如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瓦季姆是公正而又严于律己的：他不要求别人安慰自己，也受不了那种安慰。任何安慰本身都含有某种宽容的、信仰上帝似的味道。
瓦季姆还同刚到此地时一样精神专注、懂得自爱和彬彬有礼，只是在山区晒黑了的皮肤渐渐变得颜色浅了，再就是嘴唇往往因疼痛而微微颤动，前额因焦躁和困惑而受到牵动。在这之前，他只是口头上说还能活8个月罢了，而事实上还是照样骑马，飞莫斯科，跟切列戈罗德采夫会见，内心深处还是相信能闯过这一关。但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月——那8个月中的一个月，说不定已不是那8个月中的第一个月，而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月了。走路一天比一天疼得厉害，很难设想还能再骑上马到野外去。疼痛已波及到腹股沟。带来的6本书他已经看完了3本，但原先认为根据水情可以找到矿藏(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事情)的信心不足了，因而他已不是那么坚持不懈地看书了。打的问号和惊叹号也不那么多了。瓦季姆一向认为，要是一天的时间总感到不够用，排得满满的，那才是生命没有虚度的最好标志。但现在他似乎感到一天的时间够用了，甚至绰绰有余，而感到不够的是生命。他能像弦一样绷紧的工作毅力松弛下来了。他已不是经常一清早就醒来，在安静的环境里看书了，而常常是就那么蒙头盖脑地躺着，情不自禁地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认输，就此拉倒，要比奋斗来得轻松。这里俗不可耐的环境、愚蠢无聊的谈话使他感到荒唐和可怕，他恨不得打破自己一向认为光彩的自持力，像野兽面对陷阱那样嚎叫：“玩笑也算开够啦，松开我的腿!”
瓦季姆的母亲奔走了4个高于接待室也没有弄到胶体金。她从俄罗斯带来了恰加，跟这里的一位女护理员讲好了，让她每隔一天把煎好了的几罐药汁带给瓦季姆，她自己则又飞到莫斯科去了：到另外一些接待室去弄那种胶体金。她不甘心眼看某个地方存放着放射性金，而儿子的肿瘤转移却要渗透到腹股沟。
焦姆卡也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说几句或听几句临别的话。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自己的床上斜躺着，两条腿搭在床架子上，而脑袋则从床垫上向通道倒垂。这样，对焦姆卡来说，他是颠倒的，而焦姆卡对他来说也是颠倒的。科斯托格洛托夫伸出一只手，轻声地(现在他感到大声说话很困难，会使肺底下震痛)道出临别赠言：
“别害怕，焦姆卡。我看到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回来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会把手术做好。”
“真的吗?”焦姆卡的神情变得开朗了。“你亲眼看到的?”
“亲眼看到的。”
“那就好了!……我总算等到他回来了，那就好!”
的确，只要那位两只胳膊显得很长的大高个子外科大夫在医院里一出现，病人们的精神便会为之一振，仿佛恍然大悟：这里整整一个月正是少了这位又高又瘦的人人。如果允许外科人夫一个个从病人们面前走过去，然后让病人们自己挑巡.那人概会有很多人登记要列夫·列昂尼多维奇做手术。可他在医院由老是显得无精打采，连他的这种表情也被人们这样理解：今八个是手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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