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她说：“这是副变的牌，你在第一条路上很久了，想变到第二条路去，那去吧，不去你会不甘心的”。这大概就是我想听的话。
我说：“小董，我还是喜欢叫你小董，谢谢你。”
小董：“老陈，这两年我第一次看到你……你真实的一面”。
我说：“真实的一面?我以前不真实吗?”
她说：“以前，以前你跟所有人一样，整天都，都……”。
我心跳加速的说：“充满幸福感?”
她说：“对，两年多前开始，你，我的其他客人，甚至周围的人都充满幸福感!”
我说着小希的话：“周围的人都变了”。
小董说：“可以这么说”。
我问：“但你没变，是不是?为什么?”
小董沉默了一会，才说：“老陈，我们十几年朋友，我跟你说真话”。
我点头。她说：“你知道我是香港人说的道友、道姑吧?”
我说：“你不说我不知道，我没看到针孔”。
她说：“我不用针，客人看到不喜欢”。
我说：“那你嗑什么药?”
她说：“各种能找到、能嗑的”。
我警觉的说：“待会你都给我写下来，我要知道是哪几种。继续，嗑药又怎么啦?”
她说：“嗑药有时好嗨，有时好当，是不是?但有时候，我们很清醒，这时候就看得出世界变了，周围的人都不对了”。
我说：“怎么不对了?”
她说：“就是不对了，跟以前不一样了，包括老陈你在内，都太……太有幸福感了。说不出来，总之跟以前不一样，也不是我们这种嗑药的狂嗨，而好像是一种很温吞很温吞的小小小嗨”。
我努力在反省，好像有点感悟，又好像没法跳脱来看自己。
她继续：“我和我男朋友都受不了。我男朋友是澳州人，以前编过背包客旅游书，来中国二十年了。我男朋友常说，中国人的心态几年就蜕变一次，92年南巡是一变，94年宏观调控是一变，97年香港回归是一变，千禧年加入WTO是一变，03年非典后是一变，08年抢奥运火炬和奥运举办又是一变，这两年又是一大变。我男朋友说，以前国民快乐指数的全球排行，头几名永远是尼日利亚、委内瑞拉、波多黎各这些，他们的国民觉得自己特别快乐，中国都不知道排在后面哪里，突然最近两年都是中国排第一，十几亿人都说自己很快乐，你说中国人是不是有毛病?有这么快乐吗?”
我想，小董跟了这个男朋友，的确见识不一样了。
她继续：“我男朋友也是嗑药的，有次嗑完药我们一起聊简·奥斯汀，真的是太妙了，之后我们就要好了。那年严打的时候，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不是住在望京吗?我知道会有人举报，就躲到男朋友在外交公寓的家，几周不敢出门，不然不知道现在还有命没命。你看，你不记得了吧?”
我说：“那段时间的记忆真是很含糊……”
她说：“现在不记得才是正常人，像我们记得的反而是不正常了。这也是我跟我男朋友受不了的原因。加上这两年在北京，我们要的货越来越难找，好像道友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年初去了一趟云南山区，看看那边情况会不会好一点，我们发觉那边的人是跟我和我男友比较像的，当然我们碰到的很多都是道友，很多是非常坏的人，也有好人，另外还有山区的人，他们都没有平地人那种说不出来的小小小嗨。我男朋友叫小小小嗨做hi-lite-lite。他有时候说话很夸张，他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文革工农兵海报上的人了。你身在其中可能看不到，现在不光是北京这样，我们去过全国很多地方都这样，到处都hi-lite-lite，嗨赖赖，除了那些山区或西北偏远地区。我和男朋友商量了很久，我们决定搬过去云南320国道近缅甸一带居住”。
我说：“我认识一个跟你感觉上很相近的人，她也特烦嗨赖赖”。
小董说：“是吗?”
我说：“她是服抗忧药的”。
小董若有所思说：“说不定抗忧药也有同样效果”。
我说：“说不定是这样。她就是我刚才问塔罗的第二条路”。
第二部
一
走过来走过去
后折腾时代
“后折腾时代!”《读书》杂志创办元老之一庄子仲常想到这个词。他深庆自己能活到今天，活过了折腾岁月，见证了这个幸福新时代，后折腾的中国盛世。他经常对自己说：人最重要活得长，《读书》杂志的其他元老都不在了，自己硕果仅存，一切荣耀将归自己。春节的时候，负责文化宣传的政治局委员到家看他来了，还带了央视的记者，虽然还比不上以前季羡老那样得到总理的看望，却已经成为文化出版界的头等大事。庄子仲又不是大国学家或桂冠小说家，几年前如果有人听到国家领导人去家里看望一个杂志元老的消息，一定会说：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由此，更可以看得出这一届领导对知识思想界的重视，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没有过的。那天开始，庄子仲谦虚的对所有人说这荣耀是归《读书》杂志的，说明杂志几代人三十多年来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庄子仲想起党一度对杂志有着误解，责难杂志的办刊取向，后来虽然跟党相安无事，但总得不到党的真正信任。这两年间一切改观了。首先是历任主编、编辑奇迹般的大和解，继而是本来不同立场的作者在治国理念上取得共识，尤其是新任联合主编们两年前策划了新盛世主义大讨论之后，《读书》恢复了一度失落的知识文化界标竿杂志的地位，并得到上面的高度重视。
庄子仲想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即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等。这些主张，现有看起来都像是平平无奇、自然不过的常识，怎么当时的《读书》要争论那么久才得到结论?对庄子仲来说，不管怎样，《读书》受党肯定，也等于终于确定了他是爱党爱国的。庄子仲觉得这是他晚年最大的成就。
现在，他坐在轮椅上，由年轻的新夫人推着，往他的小轿车走去。自春节国家领导人到家看望他之后，单位的党委决定替庄子仲配一辆带司机的公务车。这车的其中一项公务，是每周六下午送庄子仲到三联逛逛书店看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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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仲出门的时候，长住北京的台湾作家老陈也刚步出幸福二村小区，开始他每天下午的例行公事，步行去他家两公里直径内的三家星巴克之中的其中一家。因为是星期六下午，三里屯太古村和东直门外银座的星巴克肯定已经人满为患，只能去工体北路盈科中心的那家，希望那些雅皮白领周末都去了健身房，不会占着太多沙发位子无线上网看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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