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房之前，可可一家一直住在父亲家里。分房之后，又和父亲一起搬了过来。可可的父亲是一个爱热闹的人，他对所有的话题都感兴趣。插不上嘴的，便津津有味地听。插得上嘴的，便会津津有味地说上一段。可可的朋友们也都很少将他看作一个长者、一个局外人。在刚才的政治笑话板块中，他顺便也插入了几个昔日军阀韩复渠和阎锡山的，让历史和现实一下贯通起来。
中欣一边收拾狼藉的屋子，一边给公公放好了洗澡水。
可可对父亲说，洗吧。刚才，中欣的爸爸来电话，叫我们春节回去。
父亲说，回去吧，你们几年没回去过春节了。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做八十大寿。
父亲说，是八十了，他比我小五岁。
可可说，我让大弟回来，春节好在家里张罗。
父亲说，回不回来都行，我可以回学校去。
可可的父亲在学校有一套房，他们搬出来之后，那套房就给小弟了。多年来，小弟都挤在丈母娘家。父亲那套三室一厅，算是对他的补偿。这个杨家老幺没念成什么书，也没个好工作。
可可说，中欣的爸爸问你好，要你注意身体。
父亲说，你们回去也问他好，要他也保重身体。
一对从未谋面的老亲家，一对从未有过任何冲突但坚守了半个世纪的敌手，在新世纪到来之时，通过子女之口，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但却令人感动的对话。
父亲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对中欣说，给你父亲带一些洪山菜苔和沙湖莲藕。在外面，最想吃家乡菜。
可可说，还早呢，还有一个多月呢。
父亲说，那一年在重庆。有次朋友请去吃饭，主菜就是一小盘洪山菜苔。一闻到那气味，都想掉泪了。
父亲说时，眼里已有了几星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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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转钟时分，有过一阵子全城的鞭炮齐鸣，仿佛是一次虚拟的起义。开始是东一串子，西一串子，远远近近试探着呼应着，接着，声势越来越大，铺天盖地地汇响成一片，还夹杂着礼花的啸叫和大麻雷子的炸响。可可家的这一片新楼更是炸得天翻地覆，仿佛把不久前乔迁新居憋着的劲都拿出来放了。在家里关上窗户也听不见人说话。激越了几十分钟，终于又沉寂下来，夜色依然只剩下寒冷和灰暗。偶尔三两声零星的余响，倒更添了许多寂寥。
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尴尬地结束了。
很久很久以前，可可曾相信，有一个世纪，会梦幻般地到来--那是班主任老师，少先队辅导员和教科书美丽地讲过许多次的。那时还有一本很著名的课外读物，叫《科学家幻想21世纪》，那本书成为无数祖国花朵们的童话。他们像相信一切童话一样相信那一个最激动人心的童话。
后来，可可长大了，经历过许多颠簸起伏之后，可可又曾相信，还有一个世纪，会崭新地到来，它不再是童话，但那是一个可以遥望的现实--现在，新世纪来了，现实却是另一种模样。科学家没有想到，他也没有想到。
可可想，岳父的世纪也是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那曾是他们那一批人的世纪，在雪山，在草地，在黄土坡上挖出来的窑洞里，还有那一次次生生死死的战斗中，那个新的世纪，该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旗!如今，岳父那一批人，绝大多数已死去。剩下的带着伤残，带着各种各样的弹片在各种各样的干休所或山乡的农居里度着寂寞又闲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的早年时期--在院子里种点大蒜小葱或茄子辣椒之类的蔬菜，饲鸡养鸭，在院落和院落之间的甬道上蹒跚着散步，碰见另一个也很蹒跚的人，远远地骂一声，老家伙，吃的啥?还没死啊--他们和今天的世界已相隔很远，就像当年在山乡之一隅。
可可的岳父是一个老红军，一个货真价实的老红军，爬过雪山，过过草地--准确地说，爬过两次雪山，过了三次草地。中欣他们小时候曾问过他，为什么要来来回回地跑?父亲说，锻炼革命意志。直到后来，他们才知道父亲那一支部队走了错误路线。像许多文章中说的那样，可可的岳父枪林弹雨，九死一生，浑身上下都是伤疤。在可可少年时，红军是一个完全审美化艺术化了的符号，是话剧《万水千山》，是电影《党的女儿》《金沙江畔》，是大合唱《长征组歌》，是课本中的《七根火柴》，《党费》，《翻越夹金山》，是许许多多的油画和雕塑……那曾是一种美得圣洁的光，在星空照耀。后来，可可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曾是另一个阵营中的人，是被红军们击溃并斥之为万恶的反动派营垒中的人之后，那美得圣洁的光中又时时透出来一股肃杀之气。再后来，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小字报标语传单批斗会上的呼喊与控诉，让岳父这一代人一个个变成了叛徒，内奸，变成了临阵脱逃，贪污军饷，玩弄女人，抛弃发妻，为加薪晋级痛哭流涕者;变成与苏修勾结，向资本家献媚，欺压下属，脱离劳动人民者;变成阳奉阴违，自行其是，反对伟大 领 袖革命路线的修正主义者……后来，又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恢复了名誉，他们又成了革命老干部。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无法抹去。细节总比大道理更能深入人心。又过了一段日子，他们中有人又成了官倒成了腐败分子……颠来倒去之后，“红军”以及其他一些神圣的字眼不再是符号，而是一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了。
他们一批一批地离世。像深秋的梧桐叶，一阵一阵地被风刮落。
而自己父亲那一代人呢--严格地说，他们在眼下已不能说是一代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他们便被打散了，流布四方。或在一块几乎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各自生存下来--尽管那土地可能是他们世世代代生息繁衍之处--或迁徙他乡，成为永远的异客。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也已逝去。可可的父亲一直在大学里教书，教的专业是航空测量，已退休多年。文革时，可可才知道，父亲还在国民党空军测量大队干过，军衔相当于少将。可可曾问过父亲，在大学里教书教得好好的，怎么想起来去当国 军呢?当时，武汉正在长江里打捞一艘著名的战舰――中山舰，那艘战舰在抗战初期被日本飞机炸沉，舰上数百名官兵，几乎全部殉国。那艘战舰在滚滚浊浪中沉睡了半个世纪之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半个世纪之后，终于要浮现出来――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一时间，成为海内外各类媒体关注的热点。可可的父亲说，你去问问中山舰上官兵!见可可不解，父亲说，那艘船上的许多人，都在海外学习过，学的是现代海军。那时，我们国家就只有这么几艘舰船，国难当头，你还能作什么选择呢，到延河里去划木船去?航空测量是要开飞机的，当时谁有飞机?只有国民 党空军有飞机。在大学教书当然好，又安全又舒适，还可以留在沦陷区拿日本人的高薪，可还是有那么多人走了。从军报国，到大后方去教流浪大学，摆地摊，过苦日子……作为一个人，总得有些血性。打通滇缅公路，修筑战时黔桂公路，绘制各大战区地图，许多测量人员都死于日机的偷袭和轰炸，死于瘟疫和劳累，还有一些意外事故。他们要是知道几十年后，自己成了反动派，成了民族罪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闭眼睛的。再说，那个时候，连共产 党的军队都编入了国军，接受蒋委员长统一指挥。民族危亡之际，党争和主义对我们来说是很讨厌的。这些话，可可的父亲几十年来从不曾说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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