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欣说，那有孩子们的什么事呢?
妈妈说，那些日子外面也乱得很，你大哥二哥大姐都把孩子送这儿来了，整天关在院子里，归华来了就更热闹了。
中欣的妈妈遮遮掩掩弯来绕去，终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赵归华去了以后，几个孩子突然都开始唱起一首歌子来。那曲调挺耳熟，，是开运动会，表彰会，晚会颁奖时常放的那支曲子。词也简简单单，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几个孩子出出进进地唱，有事无事地唱。起先，老人也没在意。偶尔一次，老人问西平的女儿，唱的什么呢?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的?西平的女儿说，唱红军的歌。老爷子一听高兴了，便要他们再唱唱。几个孩子一块大声唱的时候，老爷子还没听清楚歌词，还笑着一下一下地用手押着拍子。当他要西平的女儿把歌词一句一句念给他听了之后，一下就翻了脸。大吼道：你们这群小王八羔子!是谁教你们唱的?孩子们吓懵了，一致将手指戳向赵归华。老爷子抡起巴掌“啪”的一下煽在赵归华的屁股蛋子上，煽得他一个趔趄。赵归华当即嚎啕大哭起来。他实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那歌子的歌词是这样的：那个驼子要当红军，那个红军不要驼子，因为驼子的背太高，容易暴露目标……
中欣的妈妈说，老爷子是借孩子撒气呢，打了以后又后悔得要命。他把外孙拖到怀里，问外孙是谁教的。赵归华一边抽泣一边说，他们班上的同学都会唱，他是听会的。听完外孙的话，老爷子沉默了。
西平的女儿不解地问，红军要驼子吗?
老爷子站起身，往外走去，弄得几个孩子哭的和不哭的都呆呆地望着他，不知道发生了一桩什么严峻的事。
中欣对可可说了儿子在北京的遭遇和父亲异常的情绪，问可可要不要让儿子提前回来。可可说，没关系，儿子过两天就会忘了那一巴掌的。但是你父亲忘不掉。你妈妈说得对，他是拿他们撒气。你知道，几个孩子乱唱的一首歌子，解构了你父亲一生奉为神圣的东西。
9
岳父从来不谈自己的经历，他甚至从来不回自己的恩施老家。文革结束以后，许多从湖北各个穷乡僻壤走出去的老革命，纷纷回乡探亲祭祖，为自己挑选一块最后的栖息之地。有的人死了以后，也确实很隆重地移骨故土。那些回去的革命老人，地方政府已专门为他们僻出陵园，修建了豪华的纪念堂。但中欣的父亲却从来没提起过这方面的事。关于父亲的经历，中欣家的几个孩子们也知道得非常少。尽管父亲给他们讲过许多革命年代的故事，但他们发现这些故事并不是父亲的故事。
中欣和可可对老人一些往事的了解，是很晚以后。
儿子一周岁的时候，中欣在单位里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他已经到武汉来了，来开一个会，住在军区第四招待所，要中欣带了儿子去看他--后来中欣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是专程从北京到武汉的，他是想见见那个已经姓了赵的外孙。
那天下午，中欣和可可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来到珞珈山麓东湖之滨的军区第四招待所，找到父亲的客房。客房外厅里已坐了四五位老人。有的穿着军装，有的穿着军装却没缀领章帽徽。那时还没有恢复军衔制，看不出谁的官大谁的官小。单看那一个个的神情派头，职位也都不会低。看见女儿女婿和外孙进来，中欣的父亲将屋里的人一个个向他们介绍了一番，果然都是些司令政委参谋长什么的。然后让一个个叫伯伯叫叔叔。其中有一个没戴领章帽徽的小老头，中欣的父亲指着他说--赵部长，我的革命领路人，按辈份，是我叔，你们该叫爷，小家伙该叫太爷爷了。我们这几个老家伙，都是一路过雪过山草地的。他望了几个老伙伴一眼，说，当初，从川鄂边区出发的人，现在没剩几个了。老人们说，都死光了，看还有没有五十个呢?我们也没有想到能活得这么久啊!
说了一会儿话，一个中年军人来请老首长们吃饭。菜很丰盛，酒是茅台。服务员给每人斟满酒后，中欣的父亲说，给我们的小伢也来一杯红葡萄酒吧。服务员给赵归华倒了一杯红葡萄酒，中欣的父亲用筷子头蘸了一点塞到那小嘴里，一边说，叫老子爷爷!小归华一边辣皱了眉头，一边稚气地叫了一声：老子爷爷--众人都大笑了起来。赵部长对中欣的父亲说，你听见了吧，他说老子是爷爷呢。众人又笑。中欣的父亲也笑，骂了一句，小锤子，鹦鹉学舌!说着将外孙从中欣的怀里拉过来，放到自己的膝上，喂他吃菜。
喝酒间，老人们开始回忆往事。一片粗话间，过往岁月中的那些残酷，苦难，血腥和光荣一段接一段活鲜鲜地蹦了出来。他们从肉搏说到“架飞机”，从朱老总编的那首“吃牛皮歌”，说到彭老总的“万言书”，有谁说到了左路军，说到了西路军，大伙突然都不做声了。顿了一会儿，赵部长说了一声，真是惨哪!几万人哪，就那么没了--那时的几万人，不是现在的几万人哪……一位老人说，喝酒喝酒--眨了眨泪眼，将一满杯酒倒进喉咙，众人也都跟着将杯中的酒一口喝干。于是，大家都不再说这类话题。
从那以后，中欣和可可与赵部长家有了一些往来。有时受中欣的父母之托，他们会在年节时提上些礼物去看望他。中欣的父亲说，赵部长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他有亲戚关系的人。
来来去去间，中欣父亲的一些往事也渐渐知道了一些。
赵部长比中欣的父亲瘦小，且黑，显老。细细一看，那眉眼间依然可以见到赵家的模样，但赵部长的脸比中欣父亲生动得多，象一个狡诘又快乐的老农。在家时候，就穿一件老掉牙的灰中山装，也像是一个老农穿了一件从亲戚那儿弄来的一件不太合体的衣服。可可想，共产 党挑选干部，是不是也要讲究一点形象的?有几次可可拐弯抹角探问过赵部长，这么老的资格，怎么就做到这样一个职务?赵部长说，我哪是个当官的料子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也只是一个赶马混骡子。说完一笑，不再细说。
赵部长其实是一个二级部的部长，还是个副职，最多一个副师级，退下来很早，文革前就赋闲了，是他们那一拨人中进步最小的。一次，可可问起他，岳父怎么说您是他的革命引路人?赵部长笑笑说，那是你岳父日撅我呢，日撅是湖北的土话，意思是讽刺，嘲弄，开玩笑，类似于北方的“开涮”。赵部长说，我只是比他早吃几年军粮，哪敢当他的引路人唷?
几年后，军区战史编辑室要一些老人写回忆录，说准备出一本书。赵部长把中欣和可可都叫了去，说自己文化低，拉拉杂杂写了一大摞，懒婆娘裹脚又臭又长，自己的几个孩子都不习文，让他们俩给看一看，润色一下。
在赵部长的生涩字迹间，他们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故乡赵家坪，第一次知道了中欣父亲的原名，知道了那座穷困偏僻的鄂西小山村，在三十年代初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也知道了当初年方十四的父亲是如何在这位赵部长的带领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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