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一个收敛型的社会，对文化有一种聚集的想法，收藏热就形成了。尤其有了宋徽宗这样一个皇帝。这个皇帝政治上碌碌无为，艺术上却非常有造诣。他创造了一种非常漂亮的书体，叫做“瘦金体”。创造一种书体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到了宋朝。我们知道，所有法书作品在宋代以前就定型了，无论你怎么写，都很难超越这些字体。宋徽宗作为一个皇帝，酷爱艺术，他所创造的瘦金体，我们今天去博物馆就可以看到。
宋代的统治者，标榜自己以文治天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为什么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呢?是因为他觉得这个社会不能靠武力解决问题。宋朝的版图比较小，尤其到了南宋，版图变得非常小，大概不足我们现在国土的五分之一，就是江南这几个省。但是请大家注意，宋代的享国时间却是历史上最长的。
我们从史学的角度去考察，时间最长的朝代我们一般都说是汉朝，但是汉朝中间有王莽割断了14年。宋代没有被割断，尽管迁都了，但南宋延续了北宋，时间没有割断，长达319年。而大唐只有289年，明朝只有276年，清朝只有267年。如果我们承认汉代被王莽割断这个史实的话，那么西汉只有214年，东汉只有195年。300年，对中国所有的朝代都是大限。
只有宋代，这样一个看似软弱的朝代，以一个非常丰富而柔弱的文化，撑住了这个300年的大限。这就是我们要对它的文化重新审视的一个原因。典型的说法就是以柔克刚。它对我们后世有着巨大的影响，对我们的行为准则有着巨大的影响。
宋徽宗很喜欢画画，他画了很多花鸟画。当然从鉴定的角度上讲，有的专家认为有的画是代笔，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画确实是他本人所为。比如，在2002年，嘉德拍卖会上拍了一幅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画的是花鸟，表明宋代人的一种追求，表明皇上心里的一个乐趣。画画得非常细致，都是花鸟。这幅画当时拍了2300万人民币，加上佣金是2530万。这幅画在国外流落了多年，终于回到祖国进行拍卖。但不幸的是，又被外国人买走了，在我们家门口晃了我们一下，没有真正回到祖国的怀抱，和我们照了一面，又被别人抱走了。
这幅画是2002年世界上最贵的一幅中国画了。在拍卖之前，有一个老者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跟我说：“马先生，我非常喜欢那幅画，那是我终生梦寐以求的一幅画，这次我想倾我全部的力量把它买回来，你看行吗?”我说：“当然行，买回来当然是个好事了。”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它能拍到多高，保守的估计，1000万是个大限。结果在拍场上，他一直在观看，在叫价到1300万的时候，他伸了一下手，然后很快就被人盖过去了，他没有能力把这幅画收回祖国来。拍完以后他跟我说：“虽没买到，但我很高兴，我终于拥有了它一秒钟。”因为他在1300万的时候一举手，那个瞬间是属于他的。如果没有任何人出钱了，这幅画就归他所有了。但不幸的是还有别人在出价，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短暂的喜悦和深深的无奈。
这就是宋徽宗所创造的一种文化，他自己不能想象。他是一个受尽屈辱的皇帝，中国皇帝像他那样受尽屈辱的，就他一人。但是他留下了如此辉煌的艺术品，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向往并引以为自豪的文化。
【第二次收藏热：晚明】
再看晚明，一个文化非常繁荣的时期。史书上记载说嘉靖、万历时期由于皇帝不上朝，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其实社会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当时的经济富足，我们可以用实物来证实。比如我们知道的话本小说，嘉靖时期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发行;到了万历时期，《西游记》、《金瓶梅》这些作品都在发行;像“三言”、“二拍”，大量话本小说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还有崇祯朝的《天工开物》。西方人对中国忽视《天工开物》还表示不解，说皇帝是不是没看过这样的书啊?这样重要的科学著作，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起资本主义革命呢?英国有一个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他有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他问：资本主义革命，就是工业化的革命，为什么没在发达的中国产生?原因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不注重无形资产，不注重知识产权。晚明时期，大量知识分子、上层社会追求生活的奢靡，商品跟着就出现了。
比如我们知道时大彬的紫砂、江千里的螺钿、黄应光的版刻、方于鲁的制墨、陆子冈的治玉、张鸣岐的手炉，等等。这些手工业品都是署个人名款，充斥整个市场。今天统计，署着“张鸣岐”款的手炉，大概有4万件存世。一个人不可能制造出这么多的手炉!只能说明他的人名已经变成一个品牌。
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出现了一个特征，就是品牌意识。我们熟悉的品牌都是个人名。
我们今天知道的西方的著名品牌基本上都是人名。比如服装有范思哲、阿玛尼，汽车有丰田、福特、奔驰，还有波音飞机，路易·威登的包，这些都是人名，跟我们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品牌意识一模一样。但不幸的是，这个品牌进入清朝后，叫做“大清康熙年制”、“大清乾隆年制”。到解放以后，叫做“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不再注重品牌。
我们刚解放的时候，由于要向西方各国出口，没有商标是不能出口的，所以我们被迫出了一些品牌。
叫什么“天坛”、“东风”、“解放”、“红旗”、“蓝天”、“白云”，都找不着调的事儿写在上头，当成一个品牌。问题是蓝天、白云都不为此事负责，梅赛德斯·奔驰却能为此事负责。这就是对品牌意识的淡漠，对无形资产的淡漠的一个史实。
同光中兴时期，资本主义第二次萌芽，中国人的品牌意识又出现了。接受第一次被扼杀的教训，这次的品牌叫什么呢?叫外号。比如我们都知道的狗不理包子、王麻子剪刀、葡萄常、泥人张、烤肉宛，姓名都说一半儿。所以，中国的品牌在资本主义的第二次萌芽时期，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品牌都是半拉人名，羞羞答答。
第三次用人名作为品牌的第一个人是李宁。他拿完世界冠军退役以后，创造了一个品牌，叫做“李宁”牌。我有一次去王府井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不幸看到这一幕：那时候李宁的牌子刚上市，很多人不适应。售货员给一个人介绍，说这是新牌子，叫李宁牌。那个人愣着，看了半天，说：“我身上怎么能绣一个他的名字啊?”他是这个概念：我的身上不能有别人的名字。但是他不知道，他穿的皮尔·卡丹的西服，也是别人的名字。
这就是那道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资本主义未在中国诞生的一个基础原因：中国人不大注重无形的东西，不注重个人创造。而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就是注重个人创造，要把个人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资产，这才能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
【第三次收藏热：康乾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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